《辛亥首义史》（连载6）(2)
汉口日租界内的日本领事馆
湖北除汉口设有租界外，沙市亦设有租界。根据《中日公立文凭》第一款，日本可在沙市设专管租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日本在沙市口洋码头荆州官地，沿长江一带，划地十万零八千八百七十五坪为日租界。并规定，界内工程、巡捕专归日本领事管理，界内土地专归日本臣民永租者，除每年半亩纳钱粮铜钱一千文外，概不缴任何捐税。日本领事还可对中国民船在租界码头停泊者征收停泊税。
租界不仅是外国殖民者的活动中心，也逐渐成为依附于他们的中国买办及一部分官僚蝇集蚋聚之地。他们托荫于租界的“治外法权”，把盘剥中国人民所得的金钱，在租界区建起高楼大厦，以躲避国内政局动荡的影响。外国人和这些“高等华人”在租界内策划对中国人民的政治侵略和经济掠夺，集赌兴博，争相开设烟馆、妓院，使租界成为藏污纳垢的场所。
列强还公然将租界作为侵略华中的军事基地，各租界不但设立巡捕房，配备军警，英、法租界前的码头还经常停泊着两国舰只；日租界内更常驻海军陆战队，不时越出租界举行军事演习，江面上则常泊有数艘日舰。列强在汉的这些军事力量，虎视眈眈地威胁着中国的主权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飘扬着列强国旗，并由外国巡捕警戒的一系列租界，游弋于长江江面的外国军舰，给湖北武汉地区带来一派浓烈的殖民地气息。湖北留日学生在一篇文章中呼唤：
危哉中国，其为各国竞争中心点也。呜呼！夫孰知以中国竞争之局卜之，吾楚尤为中心点之中心点乎？[ 《叙论》，《湖北学生界》第1期。]
这些动人心魄的文字，正是当年由汉口租界观照下的中国及湖北局势的写照。
（三）双重功能
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其外因是西力东渐。西方列强的军事、政治、经济侵略，以及与此同时的西方近代文明（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在中国的展示，一并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刺激源。进步的中国人投身近代变革事业，无不是既激愤于列强侵略造成的民族危机，又感佩于西方近代文明的先进性，决心奋起直追。而列强设立的租界，作为西力东渐的产物，在半殖民地中国发挥了与之相应的双重功能：侵华基地功能和西方近代文明示范功能。
租界是列强侵略中国的产物，独立于中国政府的管辖之外。这与日本江户幕府末期，在美国胁迫下于横滨等地设立外国人居留区的情况不尽相同。外国人虽在日本的居留区享有一些特权，但行政管辖权还在幕府将军手中。明治维新后，居留地撤销，外国人特权全部收归日本政府。中国丧失对租界的掌控也有一个过程：首设租界的上海，1845年拟订的《上海土地章程》还规定租界由华官保护；1854年，英、美、法三国驻上海领事乘小刀会起事之机，以华官无力保护租界为由，自订新的土地章程，摆脱清政府对租界的控制。租界设公董局、工部局、巡捕房，全然由外国人掌握立法、行政、司法大权。以后，各口岸外国租界皆循此例，汉口租界亦然。如汉口英租界的董事会实为立法机关，工部局(大英市政委员会)行使行政权，会审公堂掌理司法，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又设巡捕房，承担警察局职能。德、法、俄、日租界也有类似机构。租界区及其江面时常驻扎外国军队，码头停泊外国军舰，是列强炫耀武力、干涉中国内政的军事据点。当然，由于租界独立于中国政府管辖之外，清末民初的不同政见者(包括革命者)，往往以租界为存身及活动空间，一些进步事业、革命活动在此展开。
租界发挥西方文明的示范作用，集中体现在将西方城市模式移置过来，成为现代都会文明的标本。从欧式建筑，有下水道、人行道、行道树的硬面街道，电灯、电话、电报、自来水、公厕、公园等公共设施，到近代化的市政管理和文化举措(学校、医院、图书馆、报馆等等)，及至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及观念形态，一一呈现在刚刚走出中古故道的中国人面前，这较之从书刊上看到的“西洋景”生动具体得多。汉口租界在清民之际已成为武汉城市建设的仿效对象，用“地皮大王”刘歆生命名的歆生路(今江汉路)便是租界建筑和街面格局的翻版。民国初年，华商总会在阳夏战争大火被焚地段(今南京路、大智路一带)建造模范区，立意是“与租界媲美”，参照租界建筑风格和道路等设施，形成一批西式街道和中西合璧的里弄。武昌、汉口的学校、报馆、工厂、水电设施，也以租界内相关设施作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