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6）(5)
1873年前后俄国茶商在汉口英租界滨江地段（今兰陵路口）开办的顺丰砖茶厂，是武汉最早的机器运作的制造业。该厂厂房高大，内有蒸汽机、锅炉以及各种制茶机械设备，雇工800-900人，是当时汉口规模最大的外资企业。该厂还在九江、福州开设分厂。该厂以湖北、湖南所产茶为原料，加工生产红砖茶、绿砖茶，以及用茶叶碎末压制的小京砖茶，年产量达15万篓。继顺丰砖茶厂之后，在汉俄商又陆续开办了新泰、阜昌、柏昌3家砖茶厂，截止1893年8月，俄国茶商在汉口创办的砖茶厂共计4家，平均每年共生产各种砖茶约40万担左右，绝大部分销往俄国。1891年4月，俄国皇太子尼古拉，即后来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来中国游历，特意乘船到汉口参加俄国新泰洋行25周年庆典，参观了阜昌等砖茶厂，说明俄国商人在汉口的发展已得到沙俄皇室的关注。
在俄国商人之后，英国商人又建立了机器制茶厂。俄商在汉口经营的砖茶厂有两个特点：第一，技术较先进，均用机械操作，“并设有发电机”[ 《商务报告》，1892～1901年，第304页。]。第二，规模较大，如顺丰砖茶厂经常雇用中国工人八九百人，年产砖茶十五万篓，在九江、福州设有分厂。阜昌砖茶厂经常雇用中国工人一千三百至两千人，在福州、九江、上海、天津等处设有分厂。[ 《二十世纪之香港、上海及中国其他商埠志》，第694、712、716页；《汉口》(1907年)，第136页。]制茶业是汉口当时最大的工业，汉口也就成为茶叶加工和出口的中心。1892～1901年，通过汉口海关出口的砖茶和茶饼共值银二千六百万两，平均每年二百余万两。[ 《二十世纪之香港、上海及其它中国商埠志》，第694页。]
继茶叶加工工业之后，1876年一家英国商行在汉口开始用机器压制皮革，使皮革运到欧洲的费用大为节省，自此，汉口皮革输出猛增，“从1875年的五千担增到1876年的二万担；到了1877年，当俄土战争刺激了皮革的需要，出口就上升到五万担”[ 《远东经济发展中的外国企业》，第81页。]。
甲午战争以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列强竞相向中国输出生产资本，外人在汉口等地兴办的工厂企业数量大增。以蛋品工业为例，“1897年，在汉口有三家洋行，其中两家是德国的，一家是奥大利的，开始制造蛋白”。“这些企业的规模是很大的，其中一家在开工季节中每天用鸡蛋三万至四万枚。”[《远东经济发展中的外国企业》，第76～77页。]这些蛋品加工厂“采用德国式的真空干燥法、美国式的喷雾干燥法；和记工厂拥有冷冻设备。由于和记的出现，冷冻蛋制品才开始由汉口输出”。汉口蛋品出口量占全国一半以上。[ 摘译自日文《武汉地区工业调查报告书》第5号，“汉口蛋品加工业”，1943年出版。]
为进出口贸易服务的打包工业，也是外资重视的项目。英商的隆茂洋行打包厂、平和洋行打包厂，都有相当规模。日本棉花股份公司1905年在汉口建立的一个棉花打包厂，“24小时内可打棉花1，000包”[ 《商埠志》，第719～720页。]。
此外，外人还在汉口陆续建立了制冰厂、冰冻食物厂、制酒厂、灯泡厂等，这些工厂有的为出口服务，有的则直接向湖北武汉倾销产品，大有将本地产品逐出市场之势。如某法商在汉口“硚口地方创设一机器造酒厂，名曰法华康成造酒公司，专以各种果子用新机器酿成中、西名酒”，“价廉物美”，汉口华商发表感慨：“我糟坊如不竞争改良，岂能免天演之淘汰乎?”[ 《时报》，1911年7月24日。]
1908年正式投产的汉口英美烟公司，是辛亥革命前武汉最大的外资企业。在建造过程中，外国人报道：“英美烟公司，正在［汉口］德界建造大厂，以土产烟叶为纸烟，现备有最新机器，明年春夏可开工，仅女工一项，即需用五千名之多。”[ 《海关华洋贸易报告册》，中文本，1906年，第25页。]可“每天生产纸烟一千万枝”[ 《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年，第358页]。
英美烟公司已不像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人开办的砖茶厂那样“几乎全部是为了俄国市场”[ 《海关华洋贸易报告册》，1876年。]，而是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不仅夺取了当地廉价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 《汉口小志·商业志》载：“汉口人之劳动工钱甚为低廉，木工、泥匠、石工等一日二百文，以至三百文。一般劳动者亦三百文以内。”]，而且占据了当地广大的市场。据外国人报道，英美烟公司“由于漂亮的广告和廉价推销的结果，它的产品排斥了市场上所有其他竞争者”。“该公司散送纸烟，使吸者知其佳美，以广招徕，而本地烟市全为所夺。”[ 《海关华洋贸易报告册》下卷，第58页。]这种外资企业更多地体现了帝国主义时代生产资本输出的特点，从而对中国民族经济造成了更直接的威胁。
六、控制长江航运
明中叶以降，汉口成为长江中游的航运港口，依据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汉口于1861年对外国开放，自此洋商联翩而至，竞相争夺对长江航运业的控制权，其中英、德两国竞争尤烈。当时湖北留日学生愤然指出：“夫长江五千里而吾楚GFEB9其中枢，英、德二国既联袂并辔，经营于一隅，则必竭其阴悍之手段，以较他日结果之大小。”[ 《叙论》，《湖北学生界》第1期。]
长江航运国际化，与四个条约有直接关系。
第一，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十款，准英国船只由海口至汉口航行，英船可在汉口、九江、镇江三埠停泊；第十四款，许英国商人租赁帆船，以为运输货物及载客之用。
第二，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第三款，准外船在安徽大通、安庆，江西湖口，湖北武穴(今广济人民政府所在地)、陆溪口、沙市等处暂时停泊。
第三，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规定，“日本轮船，得驶入下开各口，附搭行客，装运货物。一、从湖北省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省重庆府。二、从上海驶行吴淞江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这是首次允许外船进入长江支流。
第四，1902年中英商约，许可外国轮船在内河两岸租码头栈房。
此外，清政府于1898年公布《内港行轮章程》，准许在口岸注册之华、洋轮船，按章程往来，作内港贸易。
上述不平等条约，以及清政府自行颁布的章程，给予外人“内河航行权”，列强便据此建立航业公司，在长江开辟航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