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6）(4)
外国银行除经营一般银行业务外，还承办中国政府借款及关税、外税收入的保管业务。与外国银行密切相关的外国人办的保险公司，又垄断了武汉的保险业。据载，“汉口、武昌、汉阳三处典当，在外人保险公司购保者，每年保费约有六、七万之多，未免利源外溢”[ 《东方杂志》，1907年第4期，第64页。]。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也操在外国银行手中。以汉口为例，中国货物输出所得货币，需从外国银行(特别是汇丰银行)取得票据，方能经过钱庄向外国银行兑现。外国货物的输入，也要依托外国的输入银行，或由外国银行经办汇兑现金，再购买外国商品，交中国方面。外国银行“在1880年，就十分确定地赢得了在中国贸易中发号施令的地位”[季南：《1880～1885年间英国在华的外交》，1939年英文版，第269页。]。
洋商控制外贸，使中国民族经济处于仰人鼻息的窘境。1894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称：“近年湖北、湖南两省茶商颇多亏累……半由商务压磅、退盘、割价，多方刁难。而此项红茶，除洋商之外，别无销路，以致甘受抑勒。”[ 《张文襄公奏稿》卷22，第9～10页。]如光绪十八年(1892)二三月间，因气候失调，两湖红茶受病，成色偶有参差，“英商抑勒茶价，借端挑剔。汉口茶帮并不齐心，纷纷减价求售，致亏本银一百数十万两，洋行大获其利。”[吴大澂奏折，转引自《湖南省志》卷1，第117页。]
外国银行的借款条件是十分苛刻的，除年利率高达百分之四点五到百分之七，还要提出严酷的抵押条件。“帝国主义列强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因此，它们就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9页。]如1887年英国汇丰银行向清政府提供五百万两白银的贷款，指定以广州、上海、汉口三地海关税收作担保。此外，清末湖北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向外国银行举债，以湖北税收作抵押的还有多起。如，1898年借英德洋款160万镑，以宜昌盐厘金并加价银100万两、鄂岸盐厘50万两、皖岸盐厘30万两，共计180万两为抵；1908年，为赎回京汉铁路借款500万镑，以直隶、江苏、湖北各税及盐GFEB8加价为抵押；1909年，湖北地方政府向汇丰银行借款50万两，七厘行息，还期十年，以宜昌盐厘作抵押；1911年，湖北地方政府向汇丰银行借款200万两还债，七厘行息，还期十年，以宜昌盐厘作抵押[ 《国民经济杂志》1912年卷1，第3期，第8～10页。]。关税、盐厘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将其抵押，无异于将中国财政的生杀予夺之权交给了外人。
至于力量单薄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从外国银行借款，则有丧失企业生命的危险。如汉口扬子机器厂、武昌竟成电灯厂先后向外国银行举债，便以工厂作抵押。[孙毓棠、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63页。]汉口既济水电公司两次向日本东方兴业公司借债，日方提出：一、机器及各部件和零件均向日本购买，日方不能供给或不能生产的品种，始可向其他国家认购；二、公司水电二厂所用燃料供应均向日方采购；三、工程机器部门须聘请日籍工程师担任；四、财会部门须聘请日籍会计人员核算；五、财会须另设日文账目一套，以便日方稽核。[梁绍栋：《汉口既济水电有限股份公司创办和演变概况》，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公司的要害完全被日人所控制。连武汉财力最雄厚的买办刘歆生开办的湖北阳新炭山湾煤矿，也因向法国银行借款无力偿还，而被法人吞并。[孙毓棠、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70～920页。]
五、兴办工厂 输出生产资本
湖北地处交通要冲，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便成为列强兴建为进出口贸易服务的加工工厂的重点地区。在这方面，俄国捷足先登。
汉口于1861年开埠后，俄商开始直接来汉口贩茶，进而建立砖茶制造厂。最先，这些砖茶厂设在鄂南各产茶区，如在崇阳的顺丰砖茶厂(1863年创办)，在羊楼洞的新泰砖茶厂(1866年创办)，在羊楼司的砖茶厂(1868年创办)。这些砖茶厂仍用手工，但技术高于中国旧式砖茶作坊[ 《海关贸易报告册》，上篇，1876年，第64～65页。]。七十年代，上述砖茶厂逐渐转移到汉口。
位于英租界滨江的俄商顺丰砖茶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