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6）(3)
汉口的重心从沿汉水(时称“小河”)一线转移到沿长江一线，由传统的内聚型商贸中心演变为外向型国际商埠，是以开埠及租界设立为端绪的：开埠使之纳入世界统一市场，租界则提供了现代都会的发展模型。因内外诸多因素的共同促成，武汉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走出中古城邑、近古集市故道，迈入现代都会行列。
四、设立银行 垄断金融
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正处在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转化时期。而前者的特征之一是商品输出，后者的特征之一是资本输出。资本输出包括借贷资本的输出(向别国政府或民间贷款，为此而在别国兴建银行，以垄断其金融和财政)和生产资本的输出(在别国建立工厂，租让企业，建筑铁路等等)。西方列强这两种形式的资本输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像潮水一样滔滔涌向湖北。
就向湖北输出借贷资本、开设银行而言，列强以英国打头阵。英国作为最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出现资本过剩现象，从而最先产生资本输出的强烈要求。为此，英国于1853年在伦敦成立麦加利银行，1864年在香港成立汇丰银行。这两个银行专门从事向殖民地、半殖民地贷款及输出资本。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麦加利和汇丰先后在上海设立分行。1865年以前，汉口还没有外国银行，在汉口经营工商业的洋商由其本国汇款来汉，须先通过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办理结汇，然后转汇汉口，这在收款人方面不仅须多付一笔汇费及电报费，有时遇到汉口银根吃紧，还要受到汇率的损失，因此他们都要求外国银行在汉口设立分支机构。麦加利银行抓住这一机会，于1863年夏，派一英籍职员，率领华籍员工数人来到汉口，租屋临时营业，到1865年，随着汉口洋行、工厂增多，进出口贸易日渐发达，麦加利银行就在汉口英租界内(洞庭街55号)，设行正式开业。[蔡萼英：《汉口英商麦加利银行梗概》，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汇丰银行紧随其后，因其实力雄厚，长期独占金融业鳌头。
继英国之后，其他列强也先后在汉口设立银行分行：
德国——德华银行(总行设柏林)
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行设巴黎)
俄国——道胜银行
日本——正金银行(总行设横滨)
美国——花旗银行(总行设纽约)
比利时——华比银行(总行设布鲁塞尔)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外国银行在汉口设立分行时，中国几乎完全没有自己的近代金融业，如汉口仅有旧式票号、钱庄。票号多为山西人所办，资本多者五十万两，少者二十万两，主要经办长期存款和借款[ 《夏口县志·商务志》，第7～8页。]；钱庄规模较小，“资本为二、三千两至四、五万两，超过十万两者甚稀”[ 《汉口小志·商业志》。]，钱庄有浙绍帮、江西帮、徽帮及本地帮之分，业务以短期存放为主[龚榕庭：《解放前武汉地方金融业溯往》(未刊稿)，件藏武汉市工商联文史资料。]。无论票号还是钱庄，既无力大规模投资近代工商业，更无力与外国银行竞争。
直到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1897年5月27日)，中国才设立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总行设上海)，同年年底，北京、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镇江等处分行相继成立，清政府规定“嗣后凡存解官款，但系设有中国通商银行之处，务须统交银行收存汇解”[盛宣怀：《筹办中国通商银行次第开设情形折》，《愚斋存稿初刻》卷2，奏疏二，第31页。]。然而，此时外国银行“气势既盛，根柢已深，不特洋商款项往来网罗都尽，中行决不能分其杯羹；即华行大宗贸易，亦与西行相交日久，信之素深。中国银行新造之局，势力未充，非可粉饰铺张，骤与西人争势。”[盛宣怀：《筹办中国通商银行次第开设情形折》，《愚斋存稿初刻》卷2，奏疏二，第31页。]外国在汉银行实力雄厚，业务熟练，吸引了大量中国政府的公款、官僚们的私款和商人的营业资金，它们又转手将这些款项贷给中国政府和向民间投资。资金大量流入外国银行，于民族经济的发展极端不利，对民族金融业的打击则更为直接。
据外国人报道，在十九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之交，“汉口大钱庄的数目大大地减少了，现在只有24家，而10年前则有40家。据说这24家钱庄的业务在近10年内至少减少了20%”[ Decennial Repots，1882～1891年，汉口，第177～178页。]。1908年，汉口怡和兴、怡和永、怡和生三钱庄因负债倒闭。“三怡”是武汉较大的民族金融业，其业务范围达长江中游各省，“三怡”倒闭，鄂、湘、赣诸省都发生恐慌，汉口更出现“银根骤紧，贸易为之停阻”[ 《海关华洋贸易报告册》中文本，1908年，汉口，第42页。]的严重局面，以致“富商巨肆，倒闭频闻，且对于外人负债累累，赖地方官为之转圜，或向外国银行筹移巨款，以润泽市面，或乞怜外商展期索债，以暂救目前，遂致金融杜塞，所在皆是”[ 《国风报》，第一年第三号(宣统二年二月)，竹坞：《宣统元年生计界》。]。1910年汉口其他钱庄相继倒闭，如“源茂隆又亏倒百万，冬间源丰润又接踵倒歇，以故汉上银根异常紧迫，各业均不灵活，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 《民立报》，1911年3月4日。]。湖北民族金融业的凋敝，更加强了外国银行的垄断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