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13）
第二章 湖北革命组织
同盟会所以收功实于武昌，则以鄂中无数志士，早从军队着手，当时纯为民族、民权二大思想而忘身，……鄂人不计死生，哀号于军队中，使全军皆革命党，人人置死生于度外，此股雄壮之气，如何可当，辛亥爆发，而瑞澂、张彪不得不逃，亦大势之必然也。
—— 熊十力：居正《辛亥札记》序
“汉口开埠”、“湖北新政”所奠定的近代文明基石，是湖北武汉发生城市革命的历史前提，但在此前提下引发革命，有赖于一批前赴后继的革命党人。他们堪称近代性变革的催化剂。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经英法联军之役、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之役，每一次战争，外国列强都先以武力打败中国，然后强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先后通过割占中国领土，勒索战争赔款，强迫开放通商口岸，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控制中国海关，输入资本，片面最惠国待遇，以及划分势力范围等等，粗暴践踏中国主权，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命脉，将中国拖向亡国灭种的险恶处境。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维新志士谭嗣同（1865—1898）的这首诗，是当时中国民众悲愤心情的写照。
目睹中国现实，素有忧国忧民传统的士子痛心疾首，奔走呼号，救亡思潮和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然而，腐朽昏聩的清王朝是扶不起的阿斗，已经丧失了保国卫民的基本功能。当人们对清王朝通过体制内改革实现振兴的希望变成失望之后，激进的爱国志士便由改良诉求，转向体制外的反清革命。辛亥志士、曾入湖北新军的黄冈人万耀煌（1891—1977）在为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作序时称：
逊清末造，女后骄侈，枢臣顽劣，法敝而不知变，计拙而不知改，割膏腴要害之地而不惜，竭民膏血而不顾，但求旦夕之无事，以保其佚乐尊荣。外侮日深，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于时忧时之士，倡言变法以救阽危。然而亲贵尽据要津，诇谍遍于薄海，目志士为乱人，必欲草薙禽猕之而后已。自是，谋国者知非革命无以救亡，所由奋臂扼腕，朝夕以待事机之熟也。[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湖北通志馆1947年刊本。]
这是当年亲历者对辛亥革命起因的简要诠释，其中着重论及清末的一大趋势：社会精英从体制内“变法”以救亡，转变为体制外“革命”以救亡。湖北、湖南两省志士是实现此一转化的典型。
第一节 两湖志士的反清革命取向
一、知识分子率先觉醒
1900年上半年，义和团在北方兴起，两湖知识界与全国知识界一样，多认为义和团是无知愚民的招侮祸国之举，因此给予众口一词的责难。同年7月，受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黄兴双重支持的唐才常等筹划的“自立军”，举义于武汉，势力达于四川、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西、江苏等省，影响遍及南部中国。这在社会上特别是士子中引起震动。“自立军”骤起骤灭，唐才常、傅慈祥、林圭等领导骨干20多人在武汉被杀，爱国士人“见其血，闻其血腥，心益悲痛。”[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册 ，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1页。]大有“如梦方醒”[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03页。]之慨，思想认识发生转折性变化——
（一）与康梁保皇派决裂
戊戌政变后，虽然不少士人对康、梁倡导的维新变法主张表示怀疑，但对康、梁其人，仍以爱国志士目之。对其为救亡图存的奔走呼号，依然寄于同情。自立军起义之际，康有为未能实践诺言，及时提供足够的经费，迫使起义一再延期，不仅丧失了发难时机，而且使数万整装待命的会党因缺乏饷械而涣散解体、泄露消息，成为自立军失败的直接原因，这使人们认识到康梁言而无信，不足以共事，从而与康梁绝交。事败后亡命东京的两湖志士陈犹龙、朱菱溪、秦力山等人，“群责康、梁拥资自肥及贻误义师之非”，并在报刊列举康梁种种罪状“最为翔实”[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以下不再注明版本），第96页。]。“保皇会自此信用渐失，不复再谈起兵勤王事”[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六集，第28页]。在国内，“自此役后，长江民间之舆论，始专意于孙逸仙，绝对鄙弃康有为矣”[ 朱和中《革命思想在湖北的传播与党人活动) ，《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以下不再注明版本），第531页。]。从此，革命派的社会影响大增，开始超过保皇派，孙中山逐渐成为爱国迸步青年钦慕交结的精神领袖。当时的革命党人敏锐地指出，自立军起义“为勤王、革命之大鸿沟也。”[ 黄中黄《沈荩》，第17页。]
立宪派是清末一支具有近代色彩的派别，其结束专制帝制、建立民主宪政的诉求，与革命派大方向是一致的，然而，立宪派主张在保存清王朝的前提下实现上述变革，走的是体制内改良路线，这又与主张击破清王朝专制政体的革命派大相径庭，因而受到革命派的严厉批判。这种批判的主要舞台在日本，在日的同盟会成员与康梁等立宪派展开激烈论战。此种论战当然影响到国内，辛亥前数年间，湖北革命党人也发表这类意见。由留日返鄂的饶翼儒等于1908年3月创办的《江汉日报》，延请日知会员胡石庵任编撰，发表时评《呜呼乎立宪》，对清朝专制体制下的“立宪”给予辛辣嘲讽，后又刊发漫画《“专制河”流入“立宪海”》，揭露清朝的“预备立宪”是来源于专制的新花样。与此同时，《江汉日报》连载日人文章《清国之革命党》。凡此种种，都显示了舆论从保皇立宪奔往革命共和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