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13）(2)
（二）摆脱张之洞的思想束缚
与晚清政坛多数昏聩贪墨的官吏相比，张之洞堪称是个鹤立鸡群的人物。政治上，他曾直言谠论，名列清流，被政敌讥谑为“青牛（流）”党的牛角。节操上，他以学行砥砺，廉洁自持，不治产业，在官数十年清贫如故。政绩上，他开办新式学堂，创设机器工业，编练新军，洋务事业成绩卓然。张之洞因此赢得时论赞誉，尤其获取青年士子的好评，认为张之洞是位远见卓识、练达开明的封疆大吏，是可以寄身托命的政治家。进而爱屋及乌，对张在《劝学篇》、《学堂歌》中劝导的忠于朝廷、努力向学以报效国家的一套很是信服，对其创办的洋务新政，更认为是富国强兵的不二法门。因此，当时两湖地区许多忧时怀志的士子，纷纷来武昌“入书院，考学堂，济济跄跄，如百川之朝宗。”[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8页。]在戊戌变法中，毗邻接壤的湖南在巡抚陈宝箴等人倡导下，变法运动蓬蓬勃勃，而张之洞坐镇的湖北却死水微澜，少有生气，其中原因，除了张之洞在政治上站在后党一边暗中压制外，与人们在思想上对张之洞的迷信有重要关系。
庚子年间（1900）自立军起义发动之际，唐才常欲拥张之洞据两湖独立。张之洞起初虚与周旋，隐忍不发，使唐才常等误认为张之洞有可能合作。实际上，张之洞在窥探大局动向，当获悉以慈禧为首的清廷统治地位不致倾覆，列强有意继续维护、利用，便立即对自立军实行打击。在掌握了唐才常等发动自立军起义的确切消息后，便与英国驻汉领事联手，出其不意地逮捕唐才常等，并迅速处决。随后，参加起义的各地志士和无辜民众被杀者达数百人之多，暴露了张之洞外饰优容大度，内实阴险狡诈的真面目。自此，参加自立军起义及倾向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切齿痛恨张之洞，宣称“之洞者，觉罗氏之精悍奴隶”[《洞庭波》第一期。]，“实湖北革命一大阻力”[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0页。]。原来对张之洞怀有好感的士子也“不直张之所为”。
1900年10月，张之洞刊布《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劝青年士子“自爱其身，自重其名，勿为康党所愚，勿蓄异谋以枉其天才，勿助凶人以残其种类。”[《自立会史料集》，第172页。]企图消除自立军起义的影响。然而此计并不奏效，由张之洞派赴日本留学的浙江籍学生沈翔云，以“是中国民”的名义代表留日学生作《复张之洞书》，在长达近万言的复书中，对张之洞进行淋漓尽致的揭露和义正辞严的批驳。该文首先揭露张刊布劝戒文是“既惧亡国大夫之诮，又羞蒙杀士之名，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俯仰无聊，欲以自解”，接着针对张之洞在劝戒文中对参与自立军起义的革命志士及出洋学生颠倒黑白的诬蔑进行逐条驳斥。最后警告张之洞:“勿谓天下可欺，勿谓公理可诬，自今以往毋再饶舌， ......天下之士亦不屑教诲之矣”。”[《黄帝魂》，第227页。]《复张之洞书》在《中国旬报》发表后，各刊物争相转载，在留日学生及国内不胫而走，引起强烈反响，“当时传遍武汉三镇，莫不拍掌叫绝”[ 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六，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页。]。
自此以后，两湖革命党人一直没有停止口诛笔伐“媚谄那拉氏，枉杀中国义士”的张之洞。张之洞一时成为爱国志士揭露批判清政府的活靶子。
（三）抛弃劝说汉族官僚共同排满的幻想
当时爱国士子，由于受传统“夏夷”观念的影响，认为汉族官僚与自己同宗，与满族统治阶级有嫌隙，可以争取共同排满。不仅保皇派康有为等希图以君臣大义游说汉族大吏刘坤一等起兵勤王，翦除”逆后”，即使是革命派领袖孙中山等也未能免俗。1900年北方义和团兴起，清廷与列强宣战后，孙中山多次谋划运动时任两广总督的汉族大员李鸿章，希望他据两广开府独立。只是由于李鸿章始而举棋不定，继而奉诏入京，此计划才搁置不行。在自立军起义中，张之洞惨杀欲拥张独立的唐才常、傅慈祥等人，血的事实表明，汉族官僚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可以依以“排满”。此后，无论是革命派还是保皇派，其主流都不再把希望寄托在运动汉族官僚上。
与此相关联，报刊上批评汉族地方大员的文章频频涌现，如留日学生、共进会员郑江灏1908年夏在汉口创办的《湖北日报》，于1909年春连载向炎生（即向炳昆）的政治漫画《石龙》和《怪物图》（配讽喻诗），前者讽刺湖广总督陈夔龙“这石龙，真无用，低头伏处南山洞，竞日高拱不动，徒享地方香烟奉”；后者讽刺湖北新军镇统张彪“不伦不类，怪物一条”。市民竞购《湖北日报》。二画引得陈夔龙、张彪两位军政要员勃然大怒，立令夏口厅封闭《湖北日报》，逮捕主编郑江灏和漫画作者向炎生。而民众鄙视地方大吏的情绪愈盛。诸如上述的认识转变，为爱国青年转向革命铺平了道路。
自立军起义的参加者，经过“庚子汉口大流血”，知非革命不足以救国，逐渐摆脱康梁维新派的影响，转向革命排满道路，并向革命派领袖孙中山靠拢。如逃亡日本的秦力山、戢元丞等人，1901年5月在东京创办《国民报》月刊，“高唱民族主义风行一时”[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88页。 ]，开革命排满报刊之先河。其中，秦力山还带头与流亡日本“羽翮未具”的孙中山交游。在孙中山与包括两湖留学生在内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的联系中起了重要作用。 1902年4月，秦力山、戢元丞等又与章炳麟、马君武、朱菱溪、陈犹龙、冯自由等人发起支那亡国纪念会。另如参加自立军起事的吴禄贞、孙武、禹之谟、马福益、龚春台、姜守旦、沈荩、杨笃生、陈作新等人，后来都与康梁分手，成为著名的革命党人，为两湖乃至全国的革命运动作出贡献。
更多的人在自立军起义失败的教育启示下开始迈向革命道路。自立军起义的惨遭镇压，爱国志士的流血牺牲，“唤起中国东南半部之舆论，知革命为人道之至大事业”[ 陈春生《丙午萍醴起义记》，《湖南反正追记》, 第138页。]，不甘坐视国家民族危亡的广大爱国热血青年，如百川汇海般地投奔到民主革命的旗帜下。由此“两湖学风大长”[孙武《武昌革命真相》，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第5期。]，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黄元吉《辛亥武昌首义真象》, 《辛亥首义回忆录》 第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5页。]。
（四）齐集于孙中山、同盟会旗帜下
以上转化，归结到一点，便是以留学生为先锋的湖北志士，自1903年前后便会聚于孙中山的旗帜之下。张难先对此点有精要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