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13）(4)
河南因连年旱荒，饿殍遍野，人心思乱，参加会党者日众。自立军起义时，湖北“有匪首潜往孝感、应山、河南信阳州一带，谋劫北上诸军军火，并煽诱河南饥民来汉滋事”。[《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8页。]接着，“南阳，汝宁等境，即有匪犯吕遇煊等放飘聚众，行劫抗官情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1页。]自此而后，界连湖北的豫南一带“刀匪”、江湖会、龙华会等日见活跃，不断揭竿而起，搅得地方官吏惶惶不安。
四川自立军起义之后，四川会党在政治方面亦较前发生不少变化，与革命党联系甚至参加革命党组织的屡见不鲜。如1911年1月爆发于川鄂交界的温朝钟国民军起义，其队伍多数是由温朝钟组织的风俗改良会、铁血英雄会的会员及其他秘密会党分子构成。又如，沪州人佘俊臣“初原上流会党”，[《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第789页。]后加入革命党组织，与各处会党继续保持联络，遂频繁活动于嘉、雅、眉各属。督抚屡令严拿，县官多次派兵追捕，时逾经年，不得其人。至于张伯祥以会党首领参加同盟会，担任共进会第一任会长的事更为人所熟知。
至于长江下游的安徽、江西、江苏，哥老会、洪江会、洪莲会及盐枭，在自立军起义后利用年荒民饥、民教冲突等乘机起事，攻城戕官，更是浪潮迭起，与农民的抗粮抗税、反洋教斗争交汇激荡，形成群众自发斗争的滚滚洪流。
三、“抬营主义”确定
清末朝廷编练洋操、洋械的新式军队，目的有二：一则抵御外敌入侵，二则平息民变。新军的“御外”功能尚未显现，而以新军弹压民变却屡屡实施（如湖北新军便几次在两湖及安徽完成此种使命），故当时流行“后膛枪出，革命党消”的说法。然而，令清廷始料未及的是，在革命党人的运动之下，掌握洋枪洋炮的新军也有可能反戈一击，成为推翻朝廷的锐利力量，党人将这种“夺刀借盾”的谋略称之“抬营主义”，即把新军成建制地从清朝方面抬到革命党方面来。
1903年是全国革命风潮猛涨的一年。此时“武汉三镇之革命运动已由言论而入于实际行动酝酿中。”[ 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页。 ]这年4月，拒俄运动首先在留日学生中掀起，消息传到武汉， 5月在武昌求学的两湖爱国学生“不期而集议于曾公祠者千余人，痛斥清政府辱国丧权”。[ 朱和中《革命思想在湖北的传播与党人活动), 《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1页。]在这种情势下，由吴禄贞召集的武昌花园山聚会应运而生，两湖革命党人自此确立了深入新军的行动方针。
总之，自立军起义的经验教训启迪了革命党人运动新军的思想，为制定正确的革命方略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历程中，两湖革命党人在武汉所建立的革命团体，如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同盟会湖北分会、共进会、文学社等，都注意运动新军，此外，在新军内建立的各种名目的小团体还有三十个之多。这些小团体虽屡遭挫折，多次改换名称。领导人亦常变更，但革命党人通过这些团体，在长期的实际活动中摸索积累了一套切实可行的经验，如注重运动士兵，不轻率发难，各营标设立代麦，实行抬营主义等。正是革命党人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到武昌首义前夕，湖北新军大部分力量进入革命党人的掌握中，为武昌首义的发难和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节 从花园山聚会到科学补习所、日知会
随着湖北社会经济近代因素的出现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产生，在全国总的革命形势推动下，二十世纪初叶，湖北反清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革命团体虽然各具特点，却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不同程度地服膺于孙中山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基本遵从全国性革命组织的指导。在长达八年期间，湖北各反清团体，历尽艰难险阻，不惧流血牺牲，前赴后继，开展宣传和组织活动，逐渐将革命影响扩大到新军、知识阶层和会党群中，为辛亥首义的爆发，作了扎实的准备工作。
一、武昌花园山聚会
近人论及湖北革命团体的来龙去脉，往往以1904年成立的科学补习所为发端。其实，在科学补习所之前，吴禄贞等人已于1903年5月在武昌花园山聚会，进行了颇有声色的开创性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抬营主义”的确立。
(一）吴禄贞邀友聚会
花园山是位处武昌城内东北角的一座幽静的小丘陵，清末西洋人在此建天主堂、育婴堂、仁济医院，也有华人在此置宅，著名者有孙茂森花园。湖北京山人李廉方(1878—1959)1902年留学日本，与学友张继煦等创办《湖北学生界》，鼓吹社会改革，1903年被清政府勤令归国，寓居武昌花园山孙茂森花园，与吴禄贞等交结。吴禄贞常邀集友人来花园山李廉方居处聚会。
武昌花园山聚会发起人吴禄贞(1880—1911)，湖北云梦人，1896年入湖北武备学堂，次年由张之洞派往日本士官学校习骑兵。“留东年余，看到日本的维新，同时目睹清室政治的窳败，满人当道的昏聩，深深感觉国势的阽危，非改革政治，倾覆清室，不能反危为安，转弱为强，从此就以革命排满为己任。”[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吴禄贞传》，商务印书馆1945年重庆版。]1898年春，孙中山从欧洲到日本运动革命，吴禄贞同钮永建（1870—1965）、傅慈祥（1872—1900）等，“便同时受了革命的洗礼，他潜伏很久的思潮，得革命真理的撼动，更为汹涌而澎湃”[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吴禄贞传》，商务印书馆1945年重庆版。]。吴禄贞在这一期间加入兴中会。[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光绪、慈禧逃遁陕西，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孙中山召集同志，会议于日本镰仓，决定筹备在国内起事，吴禄贞与傅慈祥、戢翼翚等湖北留日学生，奉孙中山之命，与康、梁信徒唐才常等合作，组织“自立会”，在长江沿岸运动会党与防军起兵，称为“自立军”。自立军编称七军。“吴禄贞任前军联络组织之责”[辜仁发：《吴禄贞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并发动安徽大通起义。自立军失败后，“当道捕党人甚急，君逃而免”[甘鹏云：《吴君禄贞传》，《湖北文征》卷530，近代文十八。(未刊稿，件藏湖北省政协)。]，仍回日本士官学校就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