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13）(3)
派赴东西各国留学，吾鄂人士，始有亲炙总理之机会矣，吴禄贞、傅慈祥、戢元丞、刘成禺、居正、田桐、石瑛、胡秉柯诸志士，一闻总理之主义及计划，倾诚归向，如七十子之服孔子，闻教之后，即偕吾鄂全体留学生，标示革命，传播江浒。[ 《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8页。]
湖北革命党人虽于1910年底至1911年夏秋间，与孙中山及同盟会总部在边境发动还是中部发动问题上产生策略分歧，但在主义信仰上却追随同盟会总理孙中山，这决定了辛亥首义、湖北军政府的民主共和性质，使其具有全国性感召力。
二、会党运动的新阶段
以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及游民等下层劳苦民众为主要成份的秘密会党，始终遭到清政府残酷镇压，具有不满现实、反抗官府的自发革命性。但因其组织形式的原始落后，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统一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导致其旋起旋灭，这就决定了它所从事的自发反清斗争只能造成地方性骚乱，不能从根本上摇撼清廷统治。而时至19、20世纪之交，会党经与革命党合作，发生了飞跃。
会党与近代民主革命的联系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孙中山在19世纪末创建兴中会时，就重视联络会党。在落落寡和的早期革命活动中，除三、五亲友外,会党是孙中山最早的响应者，从1895年的广州之役到1900年的惠州起义，每次都有会党分子冲锋陷阵的身影。特别是包括两湖在内的长江流域的会党，经过1899年孙中山派毕永年等人的联络，与兴中会有了初步联系，各龙头并于这年11月集议于香港，商定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联合组成反清团体兴汉会，推举孙中山为总会长。表现了会党与民主革命派联合的意向和对孙中山的拥戴。然而，由于缺少机遇，会党组织与孙中山一直未曾联合举行过大的实际行动。在自立军起义中，唐才常等人一直把发动会党作为建立武装起义队伍的基本方策，经过联络，奉召听命的会党据说竟有十万之众，开创了长江流城会党与爱国志士联合武装起义的开端。从此，长江流域的会党运动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一方面，会党通过自立军起义，提高了思想认识。唐才常等人在起义准备阶段，设立组织，制定律令，起草文告，提出：、“不认满洲为国家”，“新造自立之国”，使只习闻“反清复明”口号的会党开阔了眼界，在原始荒昧的头脑中输入了近代政治思想意识。
另一方面，为以后两湖革命党人联络会党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自立军起义，两湖革命党人看到会党在长江流域的潜在势力，及其乐于接受革命党人领导共同反清的政治意向，遂更多关注会党，把联络会党与运动新军并列为发展革命力量的的两大战略任务。1904年2月，湖南的华兴会成立，黄兴等人基于”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党”[ 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四， 第276页。]的认识，“以联络、利用会党作为革命的主要策略之一”[ 仇鳌《一九一二年回湘筹组国民党支都和办理选举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78页。]，专设同仇会联络会党。黄兴并在刘揆一陪同下雪夜走访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共同商定起义大计。同年7月，湖北的科学补习所成立后，为策应华兴会起义，便“议派吕大森、高建唐往施南，何季达往荆宜，联络会党。”[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湖北通志馆1947年刊本，第5页。]1908年，湖北共进会建立之初，更把工作重点放在运动会党上，甚至为了吸引会党，不惜将同盟会纲领中“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
两湖革命党人对会党的重视，也表现于他们所撰写的大量文章中。陈天华的《警世钟》等文评议，会党山堂林立，互不统属，“一定要互相联络，此发彼应才行”[ 陈天华《警世钟》,《辛亥革命》 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1页。]。要达此目的，“必须有人部勒之，戒以暴动，授以文明，秘成一梁山泊之部落”[《二十世纪之湖南》，《洞庭波》。]，一旦有事便可为我所用。革命书刊赞许会党受时代潮流的影响发生的进步，认为“若辈之思想近更进步，将来任急先锋以启革命之机者，必非他人也”。[《仇满横议》，《洞庭波》。]特别令人注目的是，在由《湖北学生界》改名的《汉声》杂志上，革命党人甚至喊出了“会党万岁”的响亮口号。
在革命党人的教育引导和整个形势的影响下，自立军起义后的两湖会党，政治水准提高，斗争更加活跃。
湖北素为长江流域会党势力众心所在。自立军起义时，“上游则界川之宜昌，下游则界江西之武穴，南则界湘之荆州，北则界豫之襄阳、随州、枣阳、应山、麻城，中路则沔阳、新堤、沙洋、嘉鱼、蒲圻、崇阳、监利，皆为会匪出没之所”。[ 张之洞奏折，《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9页。]自立军事败后，参加唐才常富有山的会党，“仍复潜迹往来上海长江一带，别设猾谋，力图纠众报复”。[ 张之洞奏折，《辛亥革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8页。]从此，湖北会党起事更加频繁;1906年，光化县老河口柯了凡、孙老么起事，黄冈上巴河会党起事，通山县吴有元、吴松林起事。1907年德安府双河集红灯会起事。1910年，大冶县柯玉山起事。其中，声势最大的是1906年罗田人张正金起事。此次起事得到罗田、麻城及河南商城三县会党的响应，队伍发展到数千人。张正金牺牲后。余部“声言为张正金报仇，竞敢开设议事堂，以郭头山为老巢，日肆抢劫”[《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 433页。]，转战于鄂东一带，坚持达两年之久。
湖南自经太平天国革命和湘军裁减之后，湖南的会党势力迅速发展起来。到辛亥革命前，形成了“南方多会党，会党多湘人”的状况。不过，在1899年以前，湖南会党的组织程度和政治觉悟依然很低，缺乏明确的斗争目标，“结会放票，偷窃劫抢，聚集稍众，或竟拒捕抗官。不过苟图得财；其联盟簿据，语句虽多悖逆，行径亦极凶强，然手无利器巨资，胸无远谋大志，是以旋起旋灭，未至蔓延。”[《自立会史料集), 第151页。]1899年，孙中山派史坚如、毕永年及日人平山周深入长江流域调查联络会党，毕永年等三次往返湖南，会晤会党首领，使湖南会党初步接受了革命影响。 1900年自立军起义，“富有票匪蔓延入湘，而后内地匪徒群相效尤，包藏祸心，潜谋不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 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7页。]促进了湖南会党的斗争。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参加自立军起义的会党首领瞿河清、向联升等及大批会员惨遭杀害，对清政府的深仇大恨促使会党与以推翻清朝统治为职志的民主革命派进一步携手，成为民主革命派的坚强同盟军。1906年12月，曾在自立军起义中任富有山堂香长、事败后继续坚持在湘赣交界活动的姜守旦[ 据光绪三十四年三月护理江西巡抚沈瑜庆奏折，1905年8月，姜守旦到江西武宁县发展会员，所散票布上写“富有山、树义堂、天下水、万国香，凭票发足典钱一千文字样。”可见所用票布式样与唐才常刊发的富有票相同。《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 第343页。]，与另一参加过自立军起义的洪江会首领龚春台一起，发动了震动全国的萍浏醴起义，龚在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都督名义发布的檄文中宣称:“不但驱逐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权利；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 ......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至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第477页。]字里行间，明显流露出同盟会政纲的气息，从而与以前惯用的天佑皇汉、胡虏当灭一类传统反满语言区别开来。表现了会党与时俱进，追随民主革命派的可贵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