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15）(6)
1909年，湖北巴东人三十一标正目邓玉麟（1875—1951）、湖北大冶人第三十二标士兵黄申芗（1884—1942）加入共进会。两人均富有活力，且与会党有联络，经邓、黄两人介绍，士兵和会党入共进会的不少。邓玉麟曾转至南京、镇江军中发展组织，1911年返鄂，武昌起义前夕，邓玉麟奔走武汉三镇，是革命机关与各标营间的重要联络人。
1909年，京山刘英、刘铁兄弟自日本归国，刘家为京山富豪，素以结纳会党出名。共进会诸人在汉口经过再三讨论，认为对于会党必须予以军事编制，起事时方能接受命令，服从指挥。于是编襄阳会党为第一镇，由袁菊山率领；安陆会党为第二镇，由刘英率领；武汉会党为第三镇，由刘玉堂率领；兴国会党为第四镇，由黄申芗率领；黄州会党为第五镇，由彭汉遗率领。另设总机关于汉口鸿顺里三十四号，专作指挥联络和重要人员集议的地方。
1910年5月，两江总督端方调直隶总督，将经汉口北上。上海党人曹忠恕、喻培伦等，谋在汉口狙击端方，通知湖北共进会预为准备，并派女同志李复权、汪玉协助其事。临时端方改道，所谋未遂。
同年8月，焦达峰从湘电鄂：岳州潘平界部焦逸仙暴动，被清吏捕杀。接着刘英也报告所属龚世英、刘伯旗两部，不受约束，自行起事，被清军击溃；黄申芗所属柯玉山一部，也因盲目暴动而失败。武汉四周所出现的“乱事”，引起清政府严密注意，湖北巡警道冯启钧据以上报，说共进会联络会党起事，并采取种种防范措施。共进会湖北分会紧急会议，决定暂时收缩。与此同时，广东聂荆电告广西刘玉山进行顺利，如武汉一时无大发展，希孙武往助。孙武于1910年10月前往广西，1911年夏始回汉。此间，邓玉麟往扬州活动，黄申芗因响应长沙饥民抢米风潮不成，避往他乡。湖北共进会一度陷入停顿状态。
瑞澂接任湖广总督，冯启钧被革，著名侦探徐升被瑞澂以私怨杀掉，武汉紧张气氛略见好转。孙武在广东得悉其事，又闻刘公已自日本回到襄阳，为共进会筹措经费，乃经上海回鄂。湖北共进会自此又重振旗鼓。孙武等人抵汉后，重新设立下列机关：汉口汉昌里一百四十四号刘燮卿寓、如寿里八十八号钟雨亭寓、武昌萧家巷十一号吴肖韩寓、过街楼五号孙武旧寓。交通机关则为汉口新马路大成印刷公司和河街新大方栈两处。又将武汉近况，分别派人通知长沙焦达峰、岳州潘平界、宜昌潘级升、襄阳刘公和京山刘英。与奉天的任本昭、周斌、张天华、陈锦章、李德安，长春的徐竹坪、黎本唐，四川的吴香墀、何起义等处，也进行了书面联络。
鉴于会党的纪律散漫，不易统一指挥，湖北共进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军队。孙武等人说，只有运动军队，把清军一队一队、一营一营、一标一标争取过来，才能以固有的组织和现成的人，为革命工作。这就是所谓的“抬营主义”[见高蹈：《孙武传》残本(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孙武还用人们误以为“孙文之弟”，广为招徕，吸收共进会成员，一时间成效显著。
为了强化组织，湖北共进会将原有的会党五个镇，改为五个军，以刘英为副都督，统率其众。同时，又对军队内的共进会组织，作了重大改动，即按清军编制，于队、营、标各设代表，分层负责。各单位会员，二十人为一支队，设正副支队长；每三支队为一正队，设正副正队长；每一正队设参谋和书记兼交通各一人。所有军队同志，编成六个军，拟定李成牧为第一军指挥，江庆林为第二军指挥，萧国宝为第三军指挥，高尚志为第四军指挥，丁仁杰为第五军指挥，陈孝芬为第六军指挥。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形势紧张，湖北共进会的编军计划未能实现。
1911年3月，同盟会派谭人凤到各地视察革命进展情况，过武汉与有关革命组织领导人见面。由于同盟会领导人多在国外，对湖北革命组织知之不详，以为共进会即居正所部，谭人凤将经费主要交给居正，孙武所得甚少。孙武大感不平，自此对同盟会心存芥蒂。孙武从谭人凤处所得之二百元，用以在武昌黄土坡(今首义路)开设同兴酒楼，效梁山泊朱贵卖酒故事。邓玉麟自扬州回，被任为酒楼经理，郭寄生管账，张育万作跑堂。同兴酒楼位于武昌左、右旗之间，地处新军第二十九标、三十标、三十一标、四十一标及工程第八营、陆军测绘学堂房附近，前往酒楼的士兵络绎不绝，共进会藉此联络人员，发展组织。[见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页。]居正1947年填词《齐天乐》六章，纪首义前党人聚会处，有《黄土坡》一章写同兴酒楼事，喻为“绿林水浒”、“朱贵传食”[ 《居正词六首》，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武汉市委员会编：《辛亥志士诗词选》，［1991］武新出图内字第029号，第39—40页。]。后因资金有限，且恐日久事泄，酒店停业，改设一同兴学社于巡道岭(今武昌粮道街东段)，专供同志寄宿联络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