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17）(2)
立宪派的领袖是流亡日本的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各省代表人物有江苏的张謇（1853～1926）、浙江的汤寿潜（1857～1917）、四川的蒲殿俊（1875～1935）、湖南的谭延闿（1880～1930）、湖北的汤化龙（1874～1918）等。第一章所论及的宋炜臣、刘歆生等上层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开明士绅，则是立宪派的社会基础。
立宪运动还得到部份朝廷官员的支持。面对日趋高涨的民主革命浪潮和人民群众不断增多的反抗暴动，清廷的一部分督抚大员认为，要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必须仿照外国，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实行君主立宪。为此，20世纪初，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及两江总督周馥联名奏请十二年后实行宪政，并建议派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当日俄战争间（1904—1905），曾任张之洞幕僚、时为上海闻人的赵凤昌与张謇、汤寿潜联名上“改定立宪”奏稿，代表了立宪派的主张。该奏稿称：
谨参考各国政史，拟请采用宪法，实行新政，以振积弱而图自强……
今日大政，以理财、练兵、兴学为最急……宪法行，则全国人民皆与国家有共戚均休之义，理财练兵兴学其事易举。[ 《（赵凤昌）（张謇）（汤寿潜）奏为时局艰难，谨参考各国政史，拟请采用宪法，实行新政，以振积弱而图自强折》，《赵凤昌藏札》第3册，第547、551、552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
张謇、汤寿潜、赵凤昌指出，事机紧迫，如果日俄战争结束，列强腾出手来干预中国改革之事，便难于措手，故建议朝廷尽快仿效日本明治变法——
五誓先行，宣布天下，定为大清宪法帝国。一面派亲信有声望之王大臣游历各国，考察宪法，按照日本初行宪法章程办理。[ 同上书，第560—561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
清在形式上采纳了此种建策，遂有“预备立宪”的施行。
（二）清廷“预备仿行宪政”
清政府为了应付立宪派、争取公众舆论，于1905年10月派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等五大臣分赴日本及欧美各国“考察政治”。出洋考察大臣回国密陈实行立宪的三大好处，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建议朝廷仿行宪政，清廷便在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仿行宪政”。
然而，清廷并不愿意削弱君主专制，在“仿行宪政”谕旨中，宣布“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并声称“规制未备，民智未开”，宪政实施须“俟数年后”。1906年11月清廷下诏改革中央官制，只是将有些部的名称作了更改，将袁世凯所练北洋六镇新军中的四镇划归陆军部管领，军机处依然大权在握，朝政仍操于皇室亲贵之手。
清廷的这些敷衍做法尽管让立宪派失望，但清廷的认可并预备立宪姿态还是让立宪派不少人对清廷抱有幻想。1906年12月16日，江浙绅商学界在上海成立了名为“预备立宪公会”的立宪团体，推举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随后，汤化龙在湖北成立“宪政筹备会”，谭延闿在湖南成立“宪政公会”，丘逢甲在广东成立“自治会”，连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也于1907年10月在日本成立“政闻社”，大力鼓吹速开国会。
（三）立宪派三次请愿
当立宪派发现清廷对于立宪并无切实行动，官制改革“一仍专制政体之例”，“立宪之基础，终无由立。”[《宪政初纲·编改外省官制办法及各疆臣之意见》，见《立宪纪闻》。]他们便开始派代表进京联名上书请愿，要求朝廷速开国会。1907年清廷诏令各省筹设作为省议会雏型的咨议局，1909年正式成立，立宪派有了活动平台。从1909年11月起到1910年10月，各省立宪派以咨议局名义，联合发起组织了三次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要求清廷缩短预备期限，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
1910年1月中旬，各省咨议局代表团请愿代表32人聚集北京，推举直隶代表孙洪伊领衔到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要求朝廷在一年内召开国会。同时他们还推选代表分头拜谒军机大臣和近支王公，痛陈利害，请求他们给予支持。得到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那桐等人赞同。1月24日，各省咨议局国会请愿代表团在北京开会，决定成立 “国会请愿同志会”，总会设北京，各省设立分会。期使联合绅商各界，发动更大规模的请愿活动。同时该会刊布《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从速开国会的意义、条件以及召开国会必须先成立政党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证，呼吁速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
但清廷对召开国会心存疑惧，而且觉得九年的期限已见于煌煌上谕，不宜因代表请愿就加以缩短。在这种心理下，清廷1910年1月30日颁布上谕，一面称赞请愿书“具见爱国悃忱，朝廷深为嘉悦。”另一方面又表示，“我国幅员辽阔，筹备既未完全，国民智识程度又未画一，如一时遽开议院，恐反致纷扰不安，适足为宪政前程之累。”依然坚持“俟将来九年预备业已完全，国民教育普及，届时朕必毅然降旨，定期召集议院。”[ 《宣统政纪》，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09-510页。]
对于朝廷的这个答复，立宪派当然不满足，但朝廷的温和态度，仍使他们继续抱有幻想。2月6日，在京请愿代表共同决议:准备举行第二次请愿。5月初，各省国会请愿同志会分会先后成立，请愿代表陆续赴京。这次请愿代表及其代表面比上次更广，除各省咨议局外，还有商会、教育会、政治团体、华侨等。6月初，入京请愿代表已达一百五十多人，号称代表三十万人。16日， 各省请愿同志会和澳洲、南洋华侨请愿代表向都察院递送十份请愿书，发动第二次请愿，要求速开国会。各团体及其领衔代表为：直省咨议局议员代表孙洪伊，直省商会代表沈懋昭，苏州及上海商会代表杭祖良，南洋二十六埠中华商会代表、澳洲华侨代表陆乃翔，直省教育会代表雷奋，江苏教育总会代表姚文枏、直省政治团体代表余德元，直省绅民、旗籍绅民代表李长生、文耀，东三省绅民代表乔占九。请愿书上签名者号称二十余万。对于立宪派这种不识相，清廷已显出不大高兴。6月27日，请廷上谕“惟兹事体大，宜有秩序，宣谕甚明，毋得再行渎请。”[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44-6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