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20）
第四节 湖北民众的反抗斗争
同江、浙、皖等地相似，清末湖北城乡人民的自发抗争也风起云涌，家乡父老的反清情绪促进了湖北新军士众的革命化转变。
一、湖北财政困局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付给各国“偿款”海关银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共计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这项近代中国空前巨大的对外赔款，给各省财政造成严重压力。湖北摊派的赔款“每年银一百二十万两”[ 陈夔龙：《庸庵尚书奏议》卷十，第50页。]，略少于江苏、四川，是全国负担较重的一省。
此外，张之洞督鄂以来，各项“新政”费用浩大，如湖北铁厂“用款繁钜”，张之洞“请于厘金盐厘项下，每年拨银十万两”[《德宗实录》卷三四九，第27～28页。]；又如，“改编陆军一镇一协，岁增饷糈甚巨，……计有六十余万两”，“督练公所、新设陆军小学堂、改编巡防队，岁约添支二十余万两”，“豫皖两次秋操，用款共计一百五十六万两”，“陆军八镇建造马、炮队营房，又修筑金口青山长堤，计支银七十余万两”[ 陈夔龙：《庸庵尚书奏议》卷十，第16页。]。诸如此类的巨大开销，造成湖北财政入不敷出。湖广总督陈夔龙1909年奏称，湖北“善后局款项出入相衡，岁不敷银一百七、八十万两，息借华洋商款三百余万两，拨借官款一百八十万两，岌岌情形，日甚一日”[ 陈夔龙：《庸庵尚书奏议》卷十，第17页。]。
为了改变财政上的困境，湖北当局设立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以致“无物不捐”，而这些捐税大都压在湖北民众的主体——农民身上。据《湖北财政说明书》载，1910年以后新增税项或原来已有、而税额骤加的捐税就多达十余种，如盐斤加价、田房契税加捐、火车捐、筹防捐、加抽煤油捐、加抽豆饼捐、加抽杂粮牛皮捐、储备捐、两湖赈GFCAD捐、房铺捐、号防团防捐、轮渡捐等。以与人民日常生活关系极密切的食盐为例，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加价数额相当惊人，其大致情形见下表：
各年湖北盐斤加价情况表
时 间 每月加价数 用 途
1884年1月 2文 用于江防
1884年7月 3文 济军饷
1894年 2文
1899年5月 2文
1901年 4文 认还新旧赔款
1908年5月 4文 抵补药税
1908年6月 2文 [ 本表据《湖北通志》卷五一，第1408～1410页，经政志九，盐法编制。]
湖北的田房契税原来每契价银一两，征正税银三分。1902年，“因筹凑新案赔款内奏明于例征正税三分外，另征契捐三分，连同正税共征六分”[ 《湖北通志》卷五十，第1393页，《经政志八·榷税》。]。到了1909年，“奏明于前加三分外，再酌加契捐三分，……合计每契价一两，共应征银九分”[ 《湖北通志》卷五十，第1393页，《经政志八·榷税》。]。
除清政府法定的各种增税和加派税而外，一些地方官吏又巧立名目，层层盘剥，中饱私囊，如兴山县县令“开征丁糟短价勒收，每米一石，照收实价外，加收钱二百四十文”《时报》己酉（1909）闰二月十九日。。另据湖北谘议局揭露，黄梅县派出的司巡，“任意苛索，烟叶则骤加数倍，酒糖则入室搜寻，中途锁缉，有勒罚至四、五十倍之事”[ 《湖北谘议局第一次常年会议决案报告书》下卷。]。
湖北境内因为堤防、水利设施长年失修，导致水旱灾害频繁，广大群众大受其害。据初步统计，从1900年起，至1910年止，湖北全省受水、旱灾的州、县次数约达三百余次，其中有的州、县(荆门、，沔阳;钟祥、潜江、监利等)甚至连年遭到水、旱灾害的袭击，民不聊生。二十世纪初叶湖北水旱灾害大要见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