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20）(3)
会党是一种破产劳动者的互助团体，其主要成员是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无业游民，他们具有“骁捷善斗，凶悍异常”[ 《张文襄公全集》卷三二，奏议三二，第17页。]的特点。活动于长江流域的会党组织，有哥老会、洪江会、三点会、江湖会、红灯会等等，而规模最大的是哥老会，“长江一带，自蜀至苏数千里，其中只哥老会一种，已不下数十万人”[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第227页。]；湖北的哥老会，“上起荆岳，下至武汉以下，皆以联为一气”[ 《张文襄公全集》卷三一，奏议三一，第9页。]。二十世纪初叶，湖北的会党起事，见诸报刊的有1904年的襄阳县府与宜城县的“游勇肇乱”，及该地的“刀会”应和[ 《时报》甲辰（1904）十二月初六日。]；1906年光化县老河口会首柯了凡、孙老幺起事[《东方杂志》第3卷（1906）第9期，第80页。]；1906年罗田张正金发动的会党起事[ 《时报》丙午（1906）六月二十日、三十日]。；1906年张正金联络麻城会首李仕英、郑大鹏、胡巨成起事[《时报》丙午（1906）六月二十日、三十日。]；1906年张正金在霍山发动的会党起事见[《时报》丙午（1906）六月二十日、三十日。]；黄冈上巴河会党起事见[《时报》丙午（1906）六月二十日、三十日。]；通山县会首吴有元、吴松林以年荒“纠众倡乱”[《东方杂志》第3卷（1906）第10期，第17页。]；随州大碑店红灯会起事[《东方杂志》第3卷（1906）第10期，第118页。]；德安府双河集红灯会起事[《时报》丁未（1907）六月二十一日。]；1907年、1908年罗田、麻城、英山又相继有会党起事。
值得注意的是，辛亥革命前，湖北有些会党组织已明显地趋向于接受革命党人的领导。早在自立军起事之前，兴中会曾派史坚如偕同毕永年到长江中游一带，与哥老会联系，晤各会党豪客与湘鄂间志士，周旋之下，莫不倾结。共进会成立后，也很重视运动会党，湖北共进会重要成员黄申芗在兴国、大冶一带，刘英在天门一带，都广泛联络会党，进行起义准备。但会党对革命的理解只限于“排满”、“兴汉”、“灭洋”，兼之会党组织散漫，地方色彩颇浓，很难统御。
1909年，刘英下辖的龚自英、刘伯旗部自行在汉水中游发动暴动；黄申芗下辖的柯玉山部也擅自起事。这些会党暴动，一度形成不小声势，如大冶柯玉山部，“挖地道、备军械，昼伏夜聚”[《京津时报》庚戌（1910）七月三日。]，活跃于咸宁、通山、崇阳一带。湖广总督瑞澂曾派辎重八营的一个中队“驰往驻扎协缉”[《京津时报》庚戌（1910）七月三日。]，因“其势正盛”，又添派新军数营前往镇压，柯玉山部英勇抵抗，终因众寡悬殊，柯玉山等被捕。
辛亥革命前，湖北发生的最大规模的会党起义，是温朝钟于1910年冬在川鄂交界处组织领导的。
温朝钟（1878～1911），湖北咸丰人，曾入四川省黔江县县学就读。由黔江留日学生程芝轩介绍加入同盟会。始与同志王光明、谈茂林、黄玉山等组织“风俗改良会”，进而结成“铁血英雄会”。三、四年间，加入者甚众，川鄂边境为之震动。湖北施鹤道下令通缉，温变更姓名继续活动。聚同志于彭水凤池山，谋划起事，仇家分报黔、咸两县，黔江县令即出兵六百人，分守大坝口和八面山。温部仅二百人，全体剃发下山。温朝钟对部下说：“倡义是为了扫除暴君污吏，救民水火，除口食外，不得有丝毫犯!”宣统二年十二月七日，温部击溃清军后，整队入黔江县城。
温朝钟在黔江城内举行民众大会，痛陈种族大义、专制横暴和人民苦况，又赴四乡演说，共得七八千人，令一律剪去发辫，佩白袖章，外衣前后粉书“国民军”三字。官长加挂斜白带于肩，标明职衔。温被推为国民军司令总长，王光明为次长，宣统二年十二月中旬（1911年1月）至上沙坝，与西阳防军及团练遭遇，血战于武陵山一线。温部因武器既少又差，退至破水坪。不久，川湘黔鄂四省清军围剿。部下劝温朝钟速逃，以图再举。温说：“首其事者当其难，何逃之有?”温先烧毁名册，然后独自到清军军官前大声说道：“我即温某，一切皆我所为，不与他人事”。官军分裂其体：川军得其头，鄂、湘、黔军分得其手足。[ 参见1915年徐大煜续修《咸丰县志》。]
温朝钟起义因偏于鄂川交界处，不太引人注意，以往著述也极少论及这次起义。而实际上，温朝钟起义其规模之大和对清廷的打击之沉重，在辛亥革命前全国各地的反清暴动中，都是名列前茅的。特别是温朝钟所率义军，剪去发辫，标名“国民军”，并一度攻占县城，所显示的斗争水平也超乎一般。
由革命党人温朝钟领导的1911年初会党起义，理应在辛亥革命史中占据一席地位。
四、反洋教斗争
湖北民众自发性斗争的锋芒，不仅指向清朝统治者，而且也指向帝国主义的在华侵略势力，特别是指向西洋传教士和教堂，这便是所谓的“反洋教斗争”。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传教自由”，在湖北城乡各地广建教堂。传教士在清政府的特别保护下布道，往往与民间传统文化发生扦格，加之吃洋教的教民成了特权阶层，见官大一级，其作为也激化矛盾，从而教案迭起。其中具相当规模的，有1891年的“宜昌教案”[ 《湖北通志》卷五三，经政志一，新政十一，第1437～1439页。]，1892年的“麻城教案”[ 《湖北通志》卷五三，经政志一，新政十一，第1437～1439页。]，1898年的“宜昌、施南教案”[ 《张文襄公全集》卷四九，奏议四九。]，1898年会党领袖向策安领导的长乐(今五峰县)反洋教斗争[ 《湖北通志》卷七三，武备志十，兵事七，第1873页。]，1900年的“蕲春、黄梅、广济三县教案”[ 《湖北通志》卷五三，经政志一，新政十一，第1437～1439页。]，1901年的“襄阳教案”[ 《湖北通志》卷五三，经政志一，新政十一，第1437～1439页。]，1904年的“恩施教案”[ 《湖北通志》卷五三，经政志一，新政十一，第1437～1439页。]，1904年的“利川教案”[ 时报》甲辰（1904）六月第45号。]，1905年的“京山闹教”[ 《时报》乙巳（1905）正月十四日。]，1906年的“黄安教案”[ 蔡寄鸥：《鄂州血史》，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7页。]，1907年的蒲圻县“羊楼峒教案”[ 《时报》丁未（1907）五月初四、六月十七日。]，1907年的蕲水县“巴河镇教案”[ 《时报》丁未（1907）五月初四、六月十七日。]，1907年的“下巴河教案”[ 见《时报》丁未（1907）六月二十五日。]，1908年的“枣阳教案”[ 见《时报》戊申（1908）七月二十三日。]。
这些层出不穷的“教案”的共同特点是：
第一，多由洋教士或“教民”欺压百姓所引起。如教士以“还堂”之名霸占田产，“吃教者”仗着教会势力，强占民财、奸淫妇女、逞凶残杀，而这些奸民“一经入教，无论如何，地方官不能过问”[ 《皇朝政典类纂》，卷四九○，第9页。]。教士和教民的行径，理所当然地激起民众的反抗。
也有些教案由民众的愚昧和排外情绪引起，如多次出现关于西洋教士取人眼睛制药的传说，引发民众攻击教堂。湖广总督张之洞派人调查，证明此类说法纯系讹传。
第二，各地反洋教斗争带有明显的自发性质，规模较小者，多为民众自行发难，规模较大者，则由会党发动。如1898年的宜昌、施南教案和长乐教案，均由会党领袖向策安领导，参加者达一千多人，推向策安为主帅，李策卿为副帅，李少阳为军师，旗号“扶清灭洋”，纵横于长阳、巴东等县，“杀毙比国洋教士董若望一名”[ 《张文襄公全集》卷四九、奏议四十九，第18页。]，并焚毁教堂、杀死教民数十人。这类反洋教斗争，由于没有较高形态的起义纲领，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所以很快被扑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