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20）(4)
第三，在上述“教案”中，清政府都站在教会一边，对从事反洋教斗争的民众或者“按律分别惩办”[ 《湖北通志》卷五三，经政志十一，新政一，第1435～1444页。]，或者“比差严拿，照约治罪”[ 《湖北通志》卷五三，经政志十一，新政一，第1435～1444页。]，甚至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例如，为剿灭向策安所率领的反洋教武装，张之洞“遣知府朱滋泽、副将吴元恺率勇二营”、“副将刘恩荣率勇一营”[ 《湖北通志》卷七三，武备志一一，兵事七，第1873页。]前往进剿。
第四，湖北历次“教案”的结果，都是清政府对教堂、教士给予新的特权和赔款。如襄阳教案后，“议结条款”规定，要采取种种措施“保护教士、教堂、教民”[ 《湖北通志》卷五三，经政志一一，新政一，第1435页。]，对于一切敢于抗拒教会势力的人，“务须严行缉拿，永远监禁。”[ 《湖北通志》卷五三，经政志一一，新政一，第1444页。]这就使得教会、教士、教民更加肆行无忌。至于清政府的教案赔款数额之巨，也是触目惊心的。其大略情形见下：
1891年，武汉教案，由江汉关与英领事商谈结果，赔给两名洋人家属各二万元，赔偿教堂损失二万五千元。共六万五千元；
1891年，宜昌教案，赔偿法国银十万两，赔偿英国银六万六千八百六十一两，又银九百一十元，赔偿美国八千两。共折合库平银十六万四千九百九十六两三钱九分二厘，由司库及宜昌关分拨结案；
1900年，蕲州教案，赔蕲州天主教堂银一千五百两；
1900年，黄梅教案，赔黄梅天主教堂银一千两；
1900年，广济教案，赔广济天主教堂银一千五百两；
1904年，施南教案，被打死的主教等三人，赔银十万两，抚恤被杀教民并建立教墓，赔银二万两，又帮助建立医院，费银二万五千两。共合洋例银十四万五千两，自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一日至三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分五期交付。[参见《湖北通志》卷五三，经政志十一，新政一，第1435～1444页。]
湖北各州县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带有笼统的“排外”色彩，由道听途说的故事引发反洋教事件亦不在少数，但在本质上乃是人民反抗列强侵略的斗争，构成辛亥革命前湖北民众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五、武汉市民运动及吴一狗事件
（一）三镇市民运动
辛亥革命前的几年间，不仅湖北各州县民众的反清、反帝斗争如火如荼，在清政府重兵把守的武汉三镇，市民运动亦风起云涌。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工业品的倾销，造成武汉三镇“市价步落”，商民们便用经济绝交的手段来加以抵制。1904年，汉口各商宣布与德国礼和、瑞记两洋行断绝贸易；1905年，汉口钱业界公议禁用英国麦加利银行票据。同年，上海等地发起抵制美货运动，汉口商会、沙市和长沙绅商响应。阴历六月二十六日，汉口各帮商董“齐集四官殿”，议定，“凡向办美货者，一律停办；其本不销美货者，一律不购用美货”[ 《时报》乙巳（1905）七月初七、七月十三、十月十六日。]。阴历七月初六日，汉口商会在华景街“集议抵制美货办法，到者甚为踊跃”[ 《时报》乙巳（1905）七月初七、七月十三、十月十六日。]。阴历十月，“各码头小工亦相约不运美货”[ 《时报》乙巳（1905）七月初七、七月十三、十月十六日。]。1909年，武汉商民发起抵制日货运动，武昌街巷遍贴“不用日货”的标语[ 《民吁日报》1909年10月31日。]。
工人罢工，摊贩罢市，此起彼伏，并形成与清政府的军警直接对抗，这是武汉市民运动的一个特点。
1905年，汉口铜货帮三千多工人为反对资本家克扣工资而罢工[ 《中外日报》1905年5月14日。]；1907年汉口铜币局工人为反对降低工资定额而罢工[ 《中外日报》1905年7月16日。]；1909年汉口外资经营的顺丰、阜昌等砖茶厂八、九千工人举行同盟罢工，反对工头盘剥，要求增加工资，厂方拒绝，工人“聚众数千人”，将工头“痛殴一顿”，几酿成暴动。[ 《报汇》1909年11月27日。]见诸报端的还有1909年的“布店帮伙罢工”[ 《时报》己酉（1909）闰二月初十日、正月初五日。]；汉口木工因陆军第八镇标统龚光明不交工钱而聚众起事[ 《时报》己酉（1909）闰二月初十日、正月初五日。]；汉口各染坊的职工同盟罢工。[ 《支那经济报告书》第26号第29页，明治四十二年（1909）五月三十一日。]1908年4、5月间，汉口摊贩多次罢市，并捣毁警局。
1908年5月间，汉口后湖地户“因反对清丈局充公章程，初三日聚众相率至道厅各署要求，各执一香，闻有千余人”[ 《江汉日报》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初四日。]。这些地户将清丈局捣毁一空，还与营兵发生冲突，巡警道调来巡捕营都无法驱散，后由张彪率军“奔至弹压”[ 《江汉日报》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初四日。]。
辛亥武昌起义前夕，汉口人力车夫吴一狗事件，更将武汉市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清廷卖国的斗争推向新的高潮。
（二）英国巡捕杀害吴一狗
1911年1月21日，人力车夫吴一狗拖车自汉口英租界汉舞台向怡园行进，“路遇英保正(即巡捕)，吴即询其要坐车否，保正用棍向其车一击，吴疑保正欲坐车，遂将车放下。不意车轮误触保正之足，保正怒，即击吴一棍，吴即倒地。方欲挣起，又被保正足踢数下，旋即毙命。有四华人见之，颇为不平，保正又将此四人拘送捕房管押”[ 《民立报》1911年2月2日。]。
汉口大智门至一码头，共有车夫三千余人，闻吴一狗被英国巡捕击毙，“而地方官又不为申诉，于是咸抱不平。遂于二十一日晚在华景街一带鸣锣，约定次日一齐向捕头论理。至次晨，有四百余人大声呼喊，至江沿拾碎石向各印捕抛弃。……时有一太平洋行英人在场观看，被石擦破头皮，旋即入内，取枪击毙一人”[ 《民立报》1911年2月2日。]。后观者益多，竞相掷石，英领事遂调齐水兵一队，“装弹开枪，一响应声而仆者共二十一人，伤十四，毙七人”[ 《时报》辛亥（1911）正月初四日。]。江汉关道齐耀珊率军警赶到现场，喝令华人退走。群众见齐耀珊等“袒护洋人”，“遂举石击官”，齐左眼受伤，“面部肿起流血，大呼‘反了！反了！’”[ 《时报》辛亥（1911）正月初四日。]以后，瑞澂令第八镇统制张彪“提率新军前往和平弹压，以解散为宗旨，并颁大令一支饬出告示，有不散者，格杀勿论”[ 《时报》辛亥（1911）正月初四日。]。张彪还亲自率部“驻扎各华洋交界街口”[ 《时报》辛亥（1911）正月初四日。]，指挥军队加意保护华界教堂。
清政府军机处也站在洋人一边，诬蔑汉口市民的抗议行动“虽系误会生衅，难保无匪徒从中煽惑，乘机滋扰”[ 《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18页。]，并令湖北军政当局“加意防范弹压，毋令再生事端”[ 《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