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20）(2)
湖北历年灾荒表
年 代 灾 区州县数 灾别
1900 28 水、旱
1901 24 水、旱
1902 38 水、旱
1903 36 水、旱
1904 38 水、旱
1905 32 水、旱
1906 21 水、旱
1907 29 水、旱
1908 29 水、旱
1909 26 水、旱
1910 24 水、旱 [ 据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720～722页制表。]
据1911年的《国风报》记载，“湖北荆门直隶州沙洋大堤，为襄阳荆州两府属十余州县之保障。去岁冲溃后，被灾之民数十万，皆田庐荡然”[ 《国风报》第二年，期12，“中国纪事”第6～7页，宣统三年五月初一日。]。此外，安陆府之潜江县、钟祥县、监利县亦“连年受灾”，“所有受灾之区，一片汪洋，数里不见烟火。灾民有生食野兽之肉者，有握泥果腹致毙者，有掘挖树皮草根以济急者，令人不忍目睹”[ 《国风报》第二年，期12，“中国纪事”第6～7页，宣统三年五月初一日。]。这类情形，在湖北疆吏的奏议和报刊纪事中，俯拾皆是。
二、农村凋敝与饥民起事
苛捐杂税、天灾人祸，已将人民群众逼向无法存身的境地。为求生存，湖北各地饥民抗粮、抢米、聚众求赈的事件层出不穷。1904年，宜城县军户聚众抗粮，“二三百人潜行入城，鸣锣呐喊，将差家拆毁，并要县令宽免”[ 《时报》甲辰（1904）十一月二十二日。]。1907年，“黄陂、孝感两帮雇工因议涨工价，齐集黄陂公所，与各行主开议，彼此各执不下，以致大起冲突”，后发展到雇工聚集数千人，“将公所打毁”，并与警察械斗[ 《时报》丁未（1907）三月十七日。]。1909年，枣阳“各乡饥民大起，竟集有大小男女三、四千人，齐赴县署要求赈济，任意抢劫富户”[ 《时报》己酉（1909）四月初八日。]。同年，“武穴镇米店职工为争工资而组织同盟罢工，职工约有三百余人，集在一起；罢工已达三日，地方官劝谕不服，且有骚扰行为”[ （日）《支那经济报告书》第26号第28页，明治四十二年（1909）五月三十一日。]。1910年，武穴饥民“连抢米店”，广济饥民亦“连抢米店数家”。[ 《东方杂志》庚戌（1910）第5期。]同年，“湖北崇阳县民聚众数百，将商人贩运之米拦抢一空。知县将为首之人拘押。众人即围哄县署，打毁二堂，夺回被拘之人，并捉去练勇司事各一名”[ 《东方杂志》庚戌（1910）第4期。]。
湖北饥民起事与清政府发生较大规模的一次冲突，是1910年夏的沔阳饥民暴动。当时，沔阳“迭遭水灾”，困苦不胜言，饥民千余人，将本地某富户围抢一空，驻扎沔阳的陆军四十一标二营派兵十余名，前往弹压，“饥民竟敢与抗，格毙副目一名”[ 《东方杂志》庚戌（1910）第6期。]。后该营管带带全营兵士前往，“饥民等又各执土枪鸟枪列队对抗，新军伤者数人，饥民死伤者亦十余人”[ 《东方杂志》庚戌（1910）第6期。]“沔阳全境及附近之天门、潜江等县，闻信均已震动。”[ 《京津时报》庚戌（1910）五月十七日。]湖广总督瑞澂闻警，“当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率带四十二标精锐目兵一队，赴该处帮同防守”。[ 《东方杂志》庚戌（1910）第6期。]沔阳湖民于湖内各口设卡，于要道架设大炮。黎元洪率军前往收缴枪炮，拿办肇事者。[ 《东方杂志》庚戌（1910）第7期。]
上述饥民起事虽然给清政权以一定程度的打击，但都属于旧式农民斗争中较低级的形态，未能形成一种赢得胜利的独立的运动。然而，1911年夏季，数以百万计的饥民遍布湖北省，其中数以万计饥民涌向武汉求食，形成一种十分严峻的社会动荡形势。
三、温朝钟领导的川鄂边会党起义
二十世纪初叶的湖北农村，如同一片干柴，只要有星星之火，便会形成燎原之势。但是，聚集于城市中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于动员农民的重要性缺乏必要的认识，他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军界和学界，共进会虽然较为重视会党，但也并不是着眼于农民问题。湖北农村的反清斗争仍然停留在盲目性很大的会党运动的水准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