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23）(2)
（三）中部同盟会成立
广州起义的失败，加快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的成立。
成立同盟会中部分会的计划及人事安排，尽管在1910年8月就已经在日本作出，但因缺乏活动经费，一直未组织任何机关，亦未推举干事，只组织一个谈话会，召集大家每周聚谈一次。后来众人纷纷回国，也一直未在国内建立正式办事机构。广州起义失败后，形势的变化，促使原来参与议论中部同盟会的诸人，将组建中部同盟会实体提上日程。查光佛《武汉阳秋》称：
及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失败，黄克强报告书至，各同志更主张急进，谭氏故主张长江流域革命者。五月下旬，复自港沪来汉。时湘中同志在汉，如焦达峰、邹永成等均主张以武汉为发难地，而由谭负长江一带调查联络之责。议决布置粗定，谭乃与曾伯兴同往下游，成立中部同盟会。[《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2—543页。 ]
1911年7月31日(闰六月初六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举行成立大会，推举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五人为总务干事，设本部于上海，设分会于苏、皖、湘、鄂、川各省。谭人凤起草《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宋教仁起草《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章程》确定“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宣言》分析革命“势力孱弱”的原因：
自同盟会提倡种族主义以来，革命之思潮，统政界、学界、军界，以及工商各界，皆大有人在。顾思想如是之发达，人才如是之众多，而势力犹然孱弱，不能战胜政府者，其故何哉？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也。[ 见《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8页。 ]
《宣言》认为，在两大缺点（无共同之计划、无切实之组织）中，“前之缺点，病不合，推其弊，必将酿旧史之纷争；后之缺点，病不通，推其弊，必致叹党员之寥落。”进而沉痛指出：“呜呼！有此二病，不从根本上解决，惟挟金钱主义，临时招募乌合之众，搀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岂可必之数哉？ 此吾党义师所以屡起屡蹶，而至演最后之惨剧也。”这是对此前孙中山、黄兴利用华侨捐款、采用军事冒险方式发动华南起义的批评。紧接着，宣言表达了对广州起义主事诸人处置善后的不满：“同人等激发于死者之义烈，各有奋心，留港月馀，冀与主事诸公婉商善后补救策，乃一以气郁身死，一以事败心灰，一则宴处深居，不能谋一面，于是群鸟兽散，满腔热血悉付诸汪洋泡影中矣！”从而为中部同盟会成立张本：
返沪诸同志，迫之于情不能自已，于是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
同盟会中部总会宣称：
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8页。 ] 表明它遥戴同盟会的领导，是与同盟会南方支部平行的从事长江流域起义的革命机关。
中部同盟会在上海成立，标志着同盟会革命重心已经由珠江流域北移到长江流域。宋教仁为中部同盟会制定计划，要者有四：
以湖北居中国之中，宜首倡义；
一俟湖北举事，即令湘、蜀同时响应 ；
武昌既举之后，即派兵驻守武胜关，使敌兵不得南下；
拟长江下游，同时于南京举事，并即封长江海口，使敌军海军舰队孤立，而乘利应便以取之。[ 见徐血儿：《宋先生教仁传略》，载《宋渔父》第一集，上海《民立报》馆1913年印。]
此计划已经十分明确、相当完备地提出中部（湖北武昌）首先举义、全国响应的战略。
中部同盟会拟订的起义时间是1913年，宁慢勿败，并告诫湖北等省同志切勿躁动。
然而，随着湘粤鄂川四省保路运动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四川保路同志军的兴起，长江中上游地区反清斗争风起云涌，革命爆发的时日，不以指导者意志为转移，迅疾迫近。
第六节 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
一、文学社与共进会：由平行发展到趋于合作
受长江流域革命风潮高涨的激发，武汉两大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加紧了起义的准备工作。但在一个时期，两组织各行其是，以至出现这样的情形：同一标营，两团体各有代表；同一士兵，两团体争相吸引，造成不少矛盾。如马队士兵章裕昆、黄维汉等人，本已加入文学社，而共进会开会，又邀章裕昆、黄维汉参加。杨玉如拿出共进会志愿书请二人填写，黄维汉即握笔填写，章裕昆则不填而去。章归队后向队内文学社员报告此事，并指责黄维汉单独填写共进会志愿书。[ 见《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25页。] 两团体的领导人常以人数众多自炫，甚至彼此歧视，给革命运动的进展带来诸多不便。对双方均具好感的同志，看到此种现象，力图促成彼此合作。起先不过二三人私下交换意见，继而正式开会商讨联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