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23）(4)
初，武（指孙武）、达峰（指焦达峰）及胡瑛、蒋翊武第八镇所隶蔡济民、吴醒汉等，皆有部曲，聚于武昌，不相慑。君年长，能断大事。修髯精悍，行止有威重，声亢阆如急弦，诸豪杰皆严惮君。君辩走诸部调之，得相应。复下说九江、江宁诸军，令奉约束，于是有武昌倡义之事。[ 《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辛亥春夏间，文学社、共进会领导人的会议，还商及起义后的都督人选问题，文学社蒋翊武提到黎元洪，共进会孙武也提到黎元洪。可见武昌首义后拥黎作都督，并非偶然。（此一关键情节详见第五章）
三、经费筹措
湖北革命团体的经费开支，大多靠自己筹集。文学社的成员多为士兵，费用在每月饷项中捐输。文学社章程规定：“本社社员，缴入社金一元。每月按月薪缴纳月捐十分之一。各队由队代表收集，于放饷后二日内送交营代表。营代表于放饷三日内，收集送交标代表。标代表于发饷五日内，集全标捐款，送本社会计点收，存放银行。开会时，会计须将簿折交会审查。”月薪的十分之一，就是从四两二钱饷银内扣出四钱二分。文学社机关的一切开支，莫不取之于此。党人活动经费之拮据可以想见。
共进会不在士兵中收月捐，靠军队以外会员各就所业收入提供经费。随着起义临近，费用日增，活动经费愈显紧张。1911年初，谭人凤奉黄兴命视察内地革命运动进展情况，将所带八百元以六百元交居正，二百元给孙武，但不久即资金耗尽。共进会诸人鉴于起义经费筹措无着，遂演出了焦达峰、居正等的“盗金菩萨”，邹永成的“骗金首饰”，刘贤构的“捐助夏布”，张振武的“出售祖产”等故事，最后以刘公捐助巨款，才使经费得到解决。
（一）焦达峰、居正等“盗金菩萨”
居正（1876～1951），字觉生，湖北广济人。其家乡附近的蕲州株林镇地界洗马畈有一大乘禅寺，俗称达城庙，历史悠久，香火极旺，号称“金炉不断千年火，玉盏长明万岁灯”，居正以前曾经去庙中游玩过，听说庙内的一尊菩萨是金菩萨，当时未曾留意。1911年6月，湖南焦达峰在汉口与居正等共谋革命，住在新大方栈，从居正口里得知达城庙有“金菩萨”，焦达峰即卖去母亲的赡养田作路费，与居正前往查看。因金菩萨非少数人所能移动，决定由焦达峰回湖南约集有力同志，由孙武、邓玉麟准备工具。后焦达峰率黎先诚、周海文等八人前往，途遇大风雨，夜深始齐集该庙，穿墙而入，取下金佛，由周海文负以先行。刚钻出寺院墙洞，因天色将亮，有早起乡人下田，焦达峰以为盗佛事被发现，只得将金佛投于庙后陂塘中而去。[居正《辛亥札记》，见《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127-128页。。]
（二）邹永成“骗金首饰”
盗金菩萨失败后，恰逢湖南同志邹永成来汉，他见革命活动经费需用紧迫，便说他有婶母住武昌八卦井，多藏金银首饰，如能以术取之，可充革命之用。众以为然。当由邓玉麟托第三十一标军医江正兰配迷药，邹永成特购好酒，置药其中，诡称将有远行，特来与婶母话别共饮，孙武、邓玉麟候于门外，久之，闻邹婶母言笑自若，邹永成出来对邓玉麟说：“药不灵，碍事。”此计未果，邹永成又将其婶母幼子安众骗至汉口，非要婶母赎取不放回。终于赚得八百元。[《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98～99页。]
（三）刘贤构“捐助夏布”
浏阳商人刘贤构，贩夏布至汉口，在清和公栈与焦达峰相认，焦达峰向刘贤构宣传革命，刘深受感动，加入共进会，并把夏布全数交给孙武，作为革命经费。[见黎先诚自述，原件藏湖北省博物馆。]
（四）张振武“出售祖产”
张振武（1883—1912），湖北罗田人，早年入湖北省立师范学校，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加入同盟会，归国后参加共进会，负责理财，准备筹款购运军火，却经费无着，他见会中困难情况，便把原籍罗田和现籍竹山的祖产都卖了，所得之款，尽充革命经费。[ 据竹山县寄交湖北省政协文史办公室文件。]
这些革命志士为了筹措经费可谓用尽心机，亦不惜倾囊毁家，至于他们本人的生活则陷入困境。如邓玉麟与孙武、焦达峰“衣服典尽，终日枵腹，至求一面包果腹不能得”。他们三人“仅一衣掩体，长衫则公共互着而出，汗衫则寝后脱下，尼孙君武夫人夜为浆洗，日出晒干，始能起着而出。”[《邓玉麟革命小史》，《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第223页。]
（五）刘公捐献巨金
党人的惨淡经营，对解决活动经费而言，仍不过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恰在此时，共进会长刘公慨然捐输巨款，方改变了经费无着的窘境。
刘公性豪爽，其家为清末襄阳三大富室之一，号称“刘百万”，他早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时，捐款帮助出版《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1910年之回家养病，刘公的姑表兄陶德琨(刘公的父亲刘子敬是陶德琨的姑父)新自美国留学回来，刘公、陶德琨几经商议，由陶德琨出面向其姑丈刘子敬进言。陶德琨知其姑丈、巨商刘子敬名利心重，因说“要发大财必先做大官，做了大官，不难发大财，美国就是典型例子，表弟刘公为日本留学生，正好捐一道台。”刘子敬听罢，正中下怀，答应出资，并得兄弟刘子麟支持，倡议款项由各房分摊，获二万两银子交刘公捐官。恰好这时刘公的另一表弟潘善伯受共进会委托回襄阳迎接刘公。刘公就携此二万两银票到省城武昌，以一万两交共进会作革命费用；以一万两托陶德琨保管。[ 据襄阳陶德琨遗稿：《有关武昌首义的若干重要史实》，《湖北文史资料》第六辑。]
另据共进会分管财务的李春萱回忆，刘公以捐道台名义从家中要来五千两汇票（合银元七千元），由李春萱与彭楚藩到汉口山西票号兑出，其余存入华俄道胜银行。李春萱20世纪50年代追忆道：
以后居正、杨玉如到上海购买枪械，孙武在汉口制造炸弹、旗帜，杨洪胜开杂货店，向楚望台军械库守卫人员购买子弹等，都在这项钱内开支。到八月十七日还剩二千余元，机关破获后被清吏没收。当时同志都非常廉洁，活动旅费都是自己筹措，我当时任内部财务管理，所以知道得比较清楚。[ 《座谈辛亥首义》李春萱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12页。]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载，刘公捐款五千两，换成七千元存入俄华道胜银行。此说与李春萱回忆接近。但清末五千两是捐不到道台的，故陶德琨的“二万两”之说亦言而有据。但无论五千两还是二万两，皆为巨款。
由于刘公捐款，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之后，才有经费进行一系列起义准备工作，诸如派代表赴沪迎黄兴、宋教仁，收购和制造子弹、炸弹，印制中华银行钞票，赶制旗帜文告，分遣同志四出联络响应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