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23）(3)
共进会原出于同盟会，文学社亦服膺同盟会革命纲领，虽分两派，实属一体。再就其发展而言，文学社由群治学社、振武学社递嬗而成，共进会不少成员亦原群治学社重要分子。两组织的政治目的一致，形势要求又日益迫切，联合既是革命的需要，也有基础和可能。两团体之间最先做疏通解释工作的，文学社方面是刘复基，共进会方面是陈孝芬。刘、陈同是士兵中的知识分子，两人友谊甚笃，无话不谈。刘复基对陈孝芬所说“合则力量聚而大，分则力量散而小”之语，极表赞赏。
1911年初，两组织的个别分子之间，经过十次以上的谈话，双方意见始接近一致。[见陈孝芬1956年8月18日谈话记录。]当时，除刘复基、陈孝芬外，蔡济民、查光佛、梅宝玑、牟鸿勋、陈磊等在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团体间，也“积极往返奔走，多方斡旋，使得两个团体同意推举代表，互相协商”[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515页。]。
二、几度协商
湖北两大革命团体共进会与文学社，于1911年春夏之交举行了几次以联合为主题的协商会议。
（一）共进会、文学社第一次协商会议
1911年4月底，共进会负责人在武昌胭脂巷二十四号机关集会，决定派杨时杰、查光佛、杨玉如同文学社联络。[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37页。]几经磋商，文学社和共进会第一次协商会议，于1911年5月11日(辛亥四月十三日)在武昌分水岭七号(今武昌紫阳街首义路)孙武住处召开。共进会方面出席者有孙武、邓玉麟、高尚志、杨玉如四人；文学社方面出席者有蒋翊武、刘复基两人。蒋翊武说，文学社在军队力量大，联合组织应以文学社为主体。孙武认为，共进会乃同盟会系统，与各省均有联络，本省军队中会员人数，亦不在文学社之下。双方各执一端，未获结果。
（二）共进会、文学社第二次协商会议
分水岭七号会议之后，文学社召开代表大会，刘复基申述了与共进会合作的必要性，又对蒋翊武有所规劝，说比力量，争领导，不利于协商。共进会方面，邓玉麟也对孙武有所规劝。蒋翊武、孙武两人也感到自己的态度不妥。
1911年6月保路风潮高涨，湖北党人乘机加紧活动，联合的必要性显得更为紧迫。两组织遂于6月14日(农历五月十八日)在武昌长湖堤龚霞初家中举行第二次协商会议。参加会议的，共进会有邓玉麟、杨时杰、杨玉如、李作栋等；文学社由刘复基、王守愚代表。因蒋翊武、孙武不和，故两人均未参与晤谈。会上，两团体的代表都表示了合作愿望，杨玉如、李作栋两人的发言陈述相似的意思：“我们两个团体本来是异途同归，现在正是要同归的时候，不能再异途了，只要双方在原则上同意合作，一切问题都可以从长计议。”[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515页。]刘复基、王守愚也说：“我们两个团体都是以排除满人为革命宗旨，本来是一致的，合则两美，离则两伤，譬如风雨同舟，大家都能和衷共济，就能达到目的地”[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515页。]，双方还达成“万不可互争党员”的协议[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515页。]。
关于联合的组织领导问题，李廉方的记述是：杨玉如“提议文学社改推孙武为领袖，其社费由共进会补助之。”[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上，第72页。]对于李廉方的上述说法，杨玉如后来作了如下辨正：“當年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本人曾极力主张，同詹大悲、何海鸣等奔走數月，雙方忠告，幸获兩團體幹部採納。又得蔡济民同志等多人贊助斡旋，始有四月十三日龚寓之會。記得会议時，雙方在極和諧气氛中進行，本人並沒有提出更易蒋翊武的領袖与資助文学社經費的話。因就事实论：共进会只是年正月谭人凤交居正八百元的党费，居收到後，不上三月即已用罄。至四月龚寓会议時，共进会經济已在窘迫中，还想打达城庙金菩薩的主意，本人安敢以空言來誘友党合併。况兩团体初次接洽，即向對方要求更易領袖，本人似不至如此唐突。且領袖問題关系武昌革命甚巨(阅下章自明)，龚寓会议距起义時尚早，並無人談及此。本人又与蒋翊武、孙尧卿兩同志都是患难至友，無所軒輊，亦决不至擁孫而反蒋作此露骨的表示。上段敘述，恐係未參與龚寓会议的同志誤听传言，向通志局投稿，李先生援稿編入，致有此分歧。”[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0—41页。]
据李廉方的记述，刘复基在会上说，“文学社社员饷械有着，社费则向例抽提薪饷，无需补助。惟军事指挥，首在情意交孚，改推领袖不便”[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上，第72页。]。
第二次会议虽较有进步，但由于双方仍存戒心，未能就联合达成具体协议。共进会领袖刘公、孙武以及共进会与会代表杨玉如、杨时杰均为留洋学生，又提出要文学社改推孙武为领袖，更引起蒋翊武等文学社领袖人物的不满，蒋翊武曾对陈孝芬说：“合作固好，但是他们出了洋的人是不好惹的，我们一定会上他们的当。”[见陈孝芬：《辛亥武昌首义回忆》，《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73页。]可见，两团体的成见甚深，难以在一个早晨消除。
由于当时形势发展很快，不容许在枝节问题上绕圈子，故两团体责成刘复基、邓玉麟二人对联合事宜作具体研究。同时又由杨玉如与詹大悲利用新闻同业设法促进；蔡济民、高尚志等与王宪章、张廷辅保持接触；梅宝玑、查光佛则与蔡大辅、陈磊、王守愚三人多方斡旋，在双方干部中打下了联合的基础。
中部同盟会总务干事谭人凤（1860～1920）在说和共进会、文学社方面也起了作用。章太炎撰《前长江巡阅使谭君墓志铭》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