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25）
第四章 武昌起义
百川沸腾，山冢崒崩。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诗·小雅·十月之交》
能争汉上为先著，
此复神州第一功。
—— 黄兴：《和谭人凤》
第一节 箭在弦上
辛亥八月初，武汉三镇盛传“八月十五杀鞑子”之说，当局大恐，为防范党人中秋起事，将中秋节提前到八月十四日（1911年10月5日）庆祝，以阻止新军中的革党于八月十五日离营起事。[ 见诸义平：《第二十九标首义纪实》，《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页。]中秋节平安度过，然又有新军诸营将在吹号集合之际起事的传言流行，当局遂于八月十七日（10月8日）令诸营“禁鸣出操号音”，继于十八日（9日）“又禁鸣号音”[ 鲁祖轸亲述革命经过（1947年10月10日），武汉市档案馆藏件。]。
没有军号声的营房内暂未出轨，而在军营之外却事变接踵。种种迹象表明，党人即将有惊天之举。
一、1911年10月9日宝善里机关失事
辛亥八月中秋之后三天，武汉局势骤然紧张。
据湖北革命实录馆1912～1913年编纂的《湖北革命实录长编》载：
八月十八日，武昌革命之事，同时泄漏于汉口及省城，官场大震。[ 《湖北革命实录长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9页。]
这里所说革命形迹“泄漏”，即指汉口俄租界宝善里革命党政治筹备处火药燃爆和武昌小朝街革命党军事指挥部遭军警围捕。 二者均发生在辛亥八月十八日（公元1911年10月9日），前者在下午，后者在晚上。
（一）宝善里机关失事时间
汉口宝善里机关失事时间，有八月十七日（10月8日）、十八日（10月9日）两种说法。
宝善里八月十七日失事说，见诸胡祖舜《六十谈往》、居正《辛亥札记》(居正后在《梅川日记》中改为八月十八日)，但胡、居均非宝善里事件当事人，所写文字也多有抵牾之处，不足信。孙武长女孙莒凡亦说宝善里八月十七日失事。其证据是：民国年间，遵照其父之意，孙家每年于八月十七日设治酒宴，请亲友为父亲压惊，直至孙武逝世始止。这毕竟是家属所言，并未得见孙武本人的记述。另外，黄玉山于1912年4月7日所写《黄玉山事略》说：“至十七日，宝善里总机关事泄，孙君因炸受伤……。玉山以孙君为主动首领，不可疏于保卫，即护来家调治。”[ 《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第612页。]但黄玉山也非宝善里事件直接在场人。
宝善里八月十八日失事说，则多见于各种著述和回忆录。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当事人李作栋和邓玉麟、刘燮卿的回忆。
湖北沔阳人、共进会员李作栋（春萱，1888—1958）在1954年12月8日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九日，汉口机关遭到破坏时，我正在汉口，孙武受伤到医院去还是我送去的。”[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 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页。]
湖北巴东人、共进会员邓玉麟（1875—1951）1912年10月16日交给湖北革命实录馆的《邓玉麟革命小史》中更具体写道：
十八日下午四时，孙武因制炸弹硫酸过分爆发，伤面部甚剧。震动邻居，机关败露。[见《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第2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