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25）(4)
（六) 第二十九标以一营助攻第三十标第一营旗人，以二营助攻督署及捕捉伪督；
(七) 第四十一标及第三十一标留省各部，分攻藩署及官钱局。[ 见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辛亥首义回忆录》第四辑]
这个简单通知，在当时紧急情况下起到了组织起义的重大作用。而1912年6月出版的龚霞初所著《武昌两日记》，把上述简单通知，演绎成为军队中的正式命令。这个“正式命令”所列条文为不少著作交相引用。但这个成文“命令”不符事实处甚多。亲自参加传达和执行起义通知者事后回忆，当时都未见过那个作战命令；并认为当时也没有时间下达如此详细的文字命令。故《武昌两日记》所写的“作战命令”，系作者龚霞初事后据有关情况杜撰。
通知拟定后，蒋翊武令人抄写若干份，派同志分头向各标营代表及机关传递。“陈树三分赴二十九标晤蔡济民、高尚志、王宪章、张廷辅、陈人杰、黄瑟轩”[ 《邓玉麟革命小史》，《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第224～225页。]，蒋翊武还派人前往测绘学堂、三十标、三十一标、四十一标传达起义通知，邓玉麟“偕杨洪胜通知工程营同志，复至山后胭脂巷胡祖舜、潘善伯所搬运炸弹”[ 《邓玉麟革命小史》，《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第224～225页。]，邓玉麟与杨洪胜将这批炸弹“运至十五协附近杨洪胜家中，嘱其伺隙运至营内，分授诸同志”[ 《邓玉麟革命小史》，《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第224～225页。]。
10月9日晚10时，邓玉麟向城内各军营革命党人通知完毕， “偕徐万年、艾良臣，各手炸弹一个，拟出文昌门至炮队八标。不料城门戒严，搜缉甚苛”，据邓玉鳞本人一年以后陈述，面对紧急情况，他的反应是-——
将炸弹弃置道傍沟内，乃得出。十二时抵南湖，则营门紧闭，不得入。与徐、艾分路逾营墙而入，……乃引至马房，招集代表蔡汉卿、孟华臣、王鹤年、杜鼎、王广聚、张抚国，告以汉口总机关败露，今晚务为破釜沉舟，并力一举。……不幸时候仓猝，消息不灵，城外各营，则俟工程营举事，然后响应；城内各营，又俟炮队举事，然后响应。两方面误会，遗［贻］误事机，天已大明，不克动矣。[ 《邓玉麟革命小史》，《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第225页。]
邓玉麟传信至城外炮队，已是半夜时分，士兵入睡，虽逾营墙通告少数代表，然炮队举事已不可能。故出现城内诸营等候城外炮队炮响，城外诸营等候城内工八营开枪举事，出现“两方面误会”。10月9日晚发难的计划未获实现。
三、小朝街机关破坏，彭、刘、杨慷慨就义
10月9日傍晚，邓玉麟等人出发下达起义通知后，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陈宏诰、牟鸿勋、龚霞初诸人在小朝街八十五号等候各营举义。当晚此处往来党人络绎不绝，刘复基担心暴露，从街上叫来一个放留声机的人，播放戏曲唱片。外人不知，这个传出悠扬乐声的不起眼的房屋，竟是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的指挥所。
心细胆大的刘复基认为，此处既为起义司令部，当然应有人接应一切，但无须多人留此险地。刘复基几次催促同志离开，可是大家不肯散去，说要“有祸同当”。当日曾在小朝街机关的潘善伯以后回忆说：“我于八月十八日夜九时前去小朝街，本想就在那里不走的，可是刘复基说多一个人即多一个人的危险，硬把我推下楼去，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在门外徘徊了一阵才走。”[ 潘善伯1956年11月15日谈话记录。]
10月9日晚，清方湖北军政当局也极为紧张，该晚十一点钟，第八镇统制张彪还“在司令处查防，当有炮队退伍正目邓某驰报，有革党密居小朝街八十二号、八十五号、九十二号”[ 《湖北革命实录长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第619页。]。张彪禀明瑞澂，亲率巡防兵、督院卫兵数十名，至小朝街围捕党人。
10月9日深夜，小朝街八十五号党人忽闻急促的叩门声，刘复基意识到情形有变，对其他同志说：“你们赶快翻越楼窗逃走，我去对付。”说着手持炸弹，站在楼梯口等着。清军破门而入， 刘复基向上楼的清军投弹，因炸弹没有来得及上栓，未爆，清军一拥而上，刘复基被执，连同牟鸿勋、陈宏诰、龚霞初及所有文件，一起被带到楼下。
蒋翊武、彭楚藩从楼窗跳下后，被围在一个巷子里，蒋翊武因为蓄有长辫，身穿白布长衫，貌似三家村先生，他对警官说：“我是来看热闹的，抓我做甚？”警官对这个满脸村气的人物未加注意，随便将其押在花园里。蒋翊武趁警官走开，立即逾墙逃走，避入蔡大辅家中。彭楚藩身着宪兵服，本可冒充前来拿获党人的清方军警，但他决计与被捕同志同生死共患难，自称革命党人，与刘复基等一起被逮。住在楼下的张廷辅妻贺氏，以“窝匪”罪被捕。
杨洪胜负责输送子弹、炸弹，他将炸弹装在买菜的提篮里，上面盖以青菜，先由胭脂巷运到他的小杂货店，再运到工程营。10月9日下午五时送第一次时，正当熊秉坤这一棚任门卫，顺利交接后，杨对熊说：稍晚我再送炸弹来。七时许，如约再去，不料门卫换人，遭到盘诘，杨洪胜说他给某人送点小菜来，某人不在就算了。支吾着往回走，距其杂货铺不远，见有军警张望，转身走避，清军警见其形迹可疑，尾追不舍；杨回头掷弹受伤被执，押到总督衙门。
王宪章运炸弹回营，闻小朝街出事，乘夜越墙逃走。王守愚因蒋翊武逃出时曾到他的住处，故于送蒋之后，也潜往汉川。胡祖舜匿居沔阳学社。其他各旅栈、学社和居民中被捕的还有四十多人。10月9日晚间，实为最恐怖之夜。
清总督瑞澂，见捕获多人，大为震惊，立命组织军法会审。以参议官铁忠为主审，双寿和陈树屏[ 双寿时为武昌知府，民国改名王松如；陈树屏安徽望江人，前任武昌知府，其时任督署文案。]为陪审，瑞澂坐在签押房内指挥一切。
最先提审彭楚藩。铁忠见彭着宪兵服，想到宪兵营管带果兴阿是自己的妹夫，宪兵营出了革命党，不仅连累果兴阿，自己也不好看，便有意开脱，于是向彭楚藩递话：“你是宪兵，何得在此，是去捉革命党的吧？”但彭楚藩并不理会铁忠，大声宣称：“我就是革命党!我就是要为祖宗报仇的，除了满奴汉奸，都是革命党，你们杀也杀不完。”铁忠语塞，禀明瑞澂，判以斩刑。
第二个提讯刘复基。刘一进入会审公堂即高声说：“要杀便杀，何必多问。”推出时，刘复基大呼：“少数满人压制四万万汉人，同胞呀，大家起来革命。”
接着提审杨洪胜，只见他面被炸伤，焦如黑炭，问过姓名后，未讯一句，铁忠等私语少许，即写就斩首旗牌，杨洪胜怒吼：“好，只管杀，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10月10日凌晨，彭楚藩（1884—1911）、刘复基（1883—1911）、杨洪胜（1875—1911）三人被斩首于督署东辕门外。[ 见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上，第83页。又见《武昌起义三烈士供词》，《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第623～626页。又见《武昌首义殉难彭刘杨三烈士列传》，《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第187～189页。]三烈士皆湖北党人的优秀分子，其中湖南武陵人刘复基更为卓越的领导人，他顾全大局、足智多谋，有“小诸葛”之称，在文学社、共进会联合及各项起义准备工作中卓有贡献，多年后李西屏等人仍对其追怀不已。
三烈士的慷慨就义，显示了湖北革命党人的英勇气概和献身精神。革命报人胡石庵于辛亥首义后撰诗云：
龟山苍苍，江水泱泱，烈士一死满清亡，掷好头颅报轩皇，精神栩栩下大荒，功名赫赫披武昌。
呜呼三烈士兮汉族之光!永享俎豆于千秋兮，与江山而俱长。[ 胡石庵：《三烈士赞》其一，见《湖北革命实见记》扉页之一。]
彭、刘、杨被杀，已至10月10日凌晨五时。铁忠又将张廷辅妻贺氏及牟鸿勋提出讯问，贺氏坚称房屋分租，她与房客并无来往，毫不知情。清吏只得将贺氏暂行押下。督署文案陈树屏对牟鸿勋多少有点维护，没有多问，即令收押。陈宏诰的父亲是督署文案，事先已经私放。龚霞初看到彭、刘、杨被斩首，心胆惧裂，被提讯时，将所知情形和盘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