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25）(3)
邓玉麟购表归来，走到巷口，见此情况，知道出了乱子，不敢进屋，只向附近看热闹的人打听一下，就赶往长清里，在那里见到刘公和李作栋。李作栋对邓玉麟说：孙武现已送入同仁医院医治，亟欲与你一谈，要你快去。
邓玉麟走后，刘公想到他的宝善里一号宅中，尚存有文件和零星用品，怕落到俄巡捕手上，叫弟弟刘同陪嫂子李淑卿去取回，叔嫂俩正用钥匙开门，被俄巡捕逮去。俄巡捕还逮捕了几个同里居民。刘公等闻讯后，感到事态严重，因为刘同虽非党人，但以乃兄关系，知道很多机密，在清官吏威逼之下，难免吐露真情，势必危及汉口、武昌各革命机关，及住在同仁医院的孙武。刘公令人先把孙武转到德租界公和里十九号黄玉山家中[见《黄玉山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第612页。]。王伯雨、丁立中当夜乘轮船东下。
孙武转移前，邓玉麟在法租界同仁医院找到孙武。孙武交待：“宝善里失事，机密全泄，名册抄去，清吏必按名搜捕。只有马上动手，还可死里求生。”邓玉麟也赞同此说。孙武要邓玉麟马上过江通知武昌小朝街军事指挥部，请立即行动。邓在过江船上与谢石钦、梅宝矶、邢伯谦等相遇(邢等原拟到宝善里办事，在汉口街上听说机关出事，又折回江汉关，乘舟回武昌，遇邓)。邓玉麟向谢、梅、邢介绍情况后，相邀一同奔往小朝街八十五号。
宝善里机关被破坏，虽是孙武检验炸药失慎引起的，具有偶然性，但也包蕴着必然性。
据前苏联学者库金所写的《中国的1911年革命》一文援引的沙俄驻华公使库罗斯托维茨1911年11月25日的报告说，武昌起义前若干天，清方风闻革命党人起事消息，曾请俄驻汉总领事予以协助，其中包括“请求……领事馆证实关于他们(指革命党人——库金注)中某些人可能隐藏在俄租界的揣测”[库金：《中国的1911年革命》，载《1905年亚洲的觉醒和东方革命》（论文集）俄文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汉口俄租界当局就大力协助中国警方搜寻革命党。汉口俄领事奥斯特洛维尔霍夫(旧译敖康夫)在给清湖广总督瑞澂的文件中“指出的住宅，正如后来表明的，就是革命党人的住宅”[库金：《中国的1911年革命》，载《1905年亚洲的觉醒和东方革命》（论文集）俄文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可见，八月十八日失事前，宝善里一带已在清政府和俄国驻汉口总领事的监视之下，而炸药着火则促使俄国巡捕房和清地方当局采取断然的破获措施。
宝善里失事后，俄国驻汉口总领事奥斯特罗维尔霍夫立即令俄巡捕进行搜查，抄去宝善里机关党人名册及印信旗帜等物，并逮捕李淑卿、刘同、刘燮卿及同里居民王可伯、谢坤山、陈文山等人，“复由俄领事通告江海［汉］关监督齐耀珊。是时耀珊亲到俄领事馆晤领事，并查看革命宣传品等件。即据情呈报总督瑞澂。”[吴兆麟：《辛亥武昌革命工程第八营首义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1期，第64页。]瑞澂得报，大为震恐，一面向俄总领事“致函申谢”，一面下令紧闭城门，调集巡防营、守卫队、教练队巡查街巷，又“当派荆襄水师巡防队与徐提来署审讯。”[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第167页。]将李淑卿、刘同等押解武昌湖广总督督署，当即开庭审讯。王可伯、谢坤山、陈文山系宝善里普通居民，本与革命无关，故没有口供。刘燮卿虽为党人，但一副市民模样；李淑卿系妇女，均未严加审讯。唯刘同年少，洋学生装束，神态亦极不自然，清吏看在眼里，稍加威逼，不等用刑，刘同就供出他所知道的汉口、武昌各革命机关的地址。承审人员将口供禀明瑞澂，瑞澂且惊且喜，下令当夜进行搜捕。于是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雄楚楼十号、胭脂巷十一号、巡道岭同兴学社、三道街数学研究所、巡司河陈子龙寓所，以及杨洪胜杂货店等处，均在清方军警包围搜查之列。
二、小朝街军事指挥部发出10月9日夜半起义指令
1911年9月底、10月初，湖北革命党人的军事指挥部作出10月中旬起义的决定，并加紧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派人通知随军驻扎湖南岳州的蒋翊武立即回武昌主持起义大计。蒋翊武向官长托词告假，从岳州匆匆出发，于10月9日早晨赶至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军事指挥部。其时刘复基、王宪章、彭楚藩、蔡大辅、陈磊等人已聚在小朝街八十五号。刘复基向蒋翊武汇报了半个月来事态的发展，转述了黄兴关于各省准备工作尚未完成，起义日期宜于推迟的意见。蒋翊武赞同这一意见，并立即在小朝街八十五号召开各标营代表会议，说服各代表同意将起义日期展延至阴历九月底（11月下旬），与十余省同时并举。[ 见咏簪（龚霞初）：《武昌两日记》。]散会时，已至10月9日下午。蒋翊武、刘复基留下续议。
正当蒋翊武与刘复基等具体商议行动计划时，有人前来报告汉口宝善里机关失事的消息。刘复基认为，宝善里失事，起义计划一定会被清政府得知，应当立即起事。蒋翊武则认为情况不明，主张持重。正在争执不下之际，邓玉麟与谢石钦、梅宝玑、邢伯谦来到小朝街八十五号，“备述宝善里机关败露，同志遭擒，党籍脱落于诸吏手，苟不今晚举事，明旦按名捕拿，恐无一人获保首领者”[ 《邓玉麟革命小史》，《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第224页。]。但蒋翊武觉得起义准备不足，仍然犹豫不决。刘复基十分不满，“拔手枪示之曰：‘不可!君为总司令，今事势危迫如此，而独犹豫，岂畏死耶？’邓玉麟曰： ‘刘同年少，恐一经刑讯，尽情吐实，吾辈无噍类矣。’楚藩抚翊武首曰：‘诚如邓君所言，公之首领，岂能久保耶？’翊武勃然作色曰：‘君等真以我为畏死耶?大好头颅，同拼一掷。’遂下令于夜半发动”[ 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辛亥首义回忆录》第四辑，第26页。]。
军事指挥部诸人取得于10月9日夜半发动起义的一致意见，刘复基当即起草起义通知，蒋翊武阅后表示同意。现在这个通知的原文已无法得见，综合李春萱、李西屏等人回忆文字，该通知对起义事宜作了如下规定：
(一) 十八日夜十二点钟城内外同时起事，以城外炮声为号；
(二) 起义部队左臂系白布为标志；
(三) 炮队攻中和门，据楚望台及蛇山而击督署及藩署；
(四) 工程营夺弹药库；
(五) 第三十标专攻该标第一营之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