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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始记述长期湮没
需要特别交待的是:湖北革命实录馆只维持一年时间,1913年8月,时任民国副总统、湖北军政府都督的黎元洪关闭湖北革命实录馆,令将所搜集的文献上交北京。后因故未行,文献封存于同盟会员、实录馆馆长、湖北随县人谢石钦(1880—1956)家中,包括熊秉坤所撰《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九团三营营长前工兵八营革军二正队副队长金兆龙》、《前工兵八营革军第二正队五支队长程正瀛(即定国)》在内的文献,长期“藏于深山无人识”。在此后数十年间,实录馆文献得谢石钦等人保存,谢氏于上世纪50年代任武汉市文史馆馆员,家藏实录馆档案资料先交武汉市文史馆,后转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笔者1980年撰写辛亥武昌首义史文稿时,曾在湖北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的资料柜见过实录馆文献若干,但未能读到熊秉坤所撰《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等材料。
经包括笔者在内的多方人士呼吁,湖北省政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湖北省博物馆等联合整理,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81~1983年间,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中、下三卷)名目,出版实录馆文献,人们才有可能阅览这批最具初原性的文字记载。可以推定,熊秉坤本人1913年交出《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及《五旅中级上军官暨前工兵八营革军中执事之在下级各员事略》、《前工兵八营革军各执事暨各会员事略》等文稿以后,直至1969年去世,不可能再见到这些文本。
(三)“熊一枪”之说渐据主流
中华民国建立后,随着辛亥武昌首义在民国开国史上意义的日益张大,熊秉坤关于工八营起事的表述逐渐发生变化。改变的一个关键点是,熊秉坤1914年7月在日本参加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在一次聚会上,孙中山指着熊秉坤向在场者介绍:“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熊一枪”之说由此而起。1917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之一》中又说“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
熊秉坤是辛亥首义单位工兵第八营的共进会负责人,与武昌首义现场相距万里之遥的孙中山,后来显然是从宏观角度称首义单位代表人物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而以孙中山的权威,“熊一枪”之说从此广为流传。而真正打响首义第一枪的程正瀛又于1916年在党人内争中被贾正魁处死,沉入长江,失去申辩可能。
熊秉坤20世纪20年代、30年代、50年代发表多篇忆及辛亥首义的文字,与1912—1913年间撰写的 《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 、《九团三营营长前工兵八营革军二正队副队长金兆龙》 、《前工兵八营革军第二正队五支队长程正瀛(即定国)》等文,在谁打响首义第一枪问题上大相径庭,其总的趋势是,打响第一枪的人物,从程正瀛演变为熊秉坤,而且有关由熊秉坤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情节,由模糊渐趋明朗,细节愈益具体生动。
1957年刊发的熊秉坤30年代旧作《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言及1911年10月10日傍晚工兵八营起事的情形如下:
此时已点头道名,熊即顺前、后、左、右四队巡视,以验士气如何,各同志均跃跃欲试,惟一般非同志士兵呈惶恐状,见熊曰:“我辈应如何?”熊令照样武装,听从指挥。熊行至本队笫三棚,闻第二排有吆吼声。熊知有变,即取枪在手,且装且行,遥见第二排排长陶启胜对面跑来,熊开枪对其射击,陶下楼逸去。熊上楼至穿堂间,同行之章盛恺、程凤林两同志为对方击中,金兆龙、程定国、林振邦、饶春堂、陈连魁诸同志均下楼不得。楼梯门为代理营长阮荣发,楼下为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诸逆所堵塞,若辈一面放枪,一面大呼……熊等见此情景,即将痰盂、花盆、瓦钵、板凳诸物充作兵器,向下抛去……[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35—36页。]
以下熊文描述营房内的枪击、混战,最后“熊即鸣警笛集合”,“熊与杨金龙领头,金兆龙等押队后,率队出营”,抵达楚望台军械库[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35—36页。]。
(四)小结
熊秉坤的后作《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1957年发表),在首义开端及打响第一枪等关键情节上与前作《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1912年)中的陈述大异其趣:
1912年撰写的《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称起义前夕熊氏在楼上,取枪时,“闻枪声四起”,又记述二排士兵程正瀛枪击二排长陶启胜,其后,熊氏方下楼,吹哨集合。1957年发表的《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则说熊氏在楼上巡查,见二排排长陶启胜迎面跑来,“熊开枪对其射击,陶下楼逸去”,金兆龙、程正瀛与军官冲突,“下楼不得”,与枪击无关。这一关键细节的改变,使“首义第一枪”的桂冠移植到熊秉坤头上。
熊氏一生多次著文言及“首义第一枪”,前后差异甚大。综考之,以熊氏撰于1912—1913年间撰写的 《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 、《九团三营营长前工兵八营革军二正队副队长金兆龙》 、《前工兵八营革军第二正队五支队长程正瀛(即定国)》等文较为可信,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