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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
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日本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最为关心。起义之初,日本政府的状态颇为矛盾:骨子里倾向清王朝,又担心清王朝很难再继续统治下去;反对革命派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但又不愿在革命形势如火如荼、本国民间人士支持参与中国革命的情况下,站在起义军的对立面。基于以上,日本政府“认为应先静观局势的发展一段时期,再考虑采用适当的手段去对付才是明智的”。[《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于是采取不偏不倚、双方都不得罪的态度。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及驻扎军队,在密切关注战局,即时向国内报告的同时,还将租界及在留日人的安全问题视为当务之急。10月11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松村贞雄开始向外务大臣报告“清国革命动乱情报”:
十月九日下午,在本地俄国租界秘密制造炸弹的革命党员被发现,二人被捕。随即,武昌有二十余人被捕。至今晨,道台发出照会表示,因武昌发生暴动,命军舰在江面警戒……。十日晚十一点左右,武昌炮兵队一部发起暴动,火烧总督衙门及布政使衙门。总督乘军舰逃往中游。武昌城内,交通断绝,故详情不明。目下,有“隅田”舰停泊在本地,“对岛”舰当于今、明两日内载司令官到达,对在武昌本邦人,尽力采取保护措施。[ 『清国革命動乱ニ関スル情報』(湖北省ノ部)第一巻、(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記録1門政治6類諸外国内政1項亜細亜)、第0105页,聂长顺中译。]
松村报告说,在战事初起的惨烈形势下,“在武昌本邦人”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并未受害。
11月19日,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部长胡瑛在汉口法租界举办晚餐会,招待国内外新闻记者,与会日本记者及通讯员15人。席间,一位列席的日本海军士官起身道:“我虽是海军军人,但作为个人,对革命军怀有满腔同情。”随即举杯祝道:“革命军万岁!”关于此事,驻汉口总领事松村贞雄认为:“本邦人对官、革军两军的态度,万目监视”,故双方皆应谨慎从事,如轻举失措,恐殃及居留民的安全。他写道:
于官、革两军对峙之今日,本邦记者团公然应邀出席革命军招待会,多少不免有些不慎之诽。(此事)起于万端匆匆之间,无暇预先防止之,本官深怀遗憾。[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外務省記5門軍事3類暴動及内乱2項外国)『清国革命軍ニ対スル本邦人ノ助勢一件』、第0139页,聂长顺中译。]
松村于宴会翌日,向记者团发出通告,责备他们的举动有伤官军感情,为“国交上之失策”,希望他们今后在类似的事情上谨慎从事。松村对列席宴会的海军军人也做了调查,得知其中确实有驻扎本地的海军陆战队“主计”参加。对此,松村认为:
现役军人出席公开宴会,且竟发生如此不合常识之言行,不仅使英国记者心生怀疑之念,而且若在留外国人间传开,不招致官军方面恶感,即属万幸。窃忧虑之。[(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外務省記5門軍事3類暴動及内乱2項外国)《清国革命軍ニ対スル本邦人ノ助勢一件》,第0140页,聂长顺中译。]
因此,松村提议,对肇事军官予以相应处分。
在经过一段观察后,日本政府干涉中国政治的野心开始暴露出来。1911年12月1日,日本政府在给驻英代办山座圆次郎转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外交函中表示:“眼见中国局势如此,日本政府不得不认为,在中国拥有重大利益的列强,此时此刻不应该再保持纯旁观者的态度了,起码他们必须采取适当的手段,以维护他们在中国的利益。”[《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日本政府认为,挽救中国局势的惟一最好办法是,一方面放弃空洞而不切合实际的共和制度理想,另一方面要满清废除独裁制度,开始尊重汉人的权利,建立一个实际由汉人治理的政府,但名义上仍在清朝的统治之下。”日本政府声称:“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让两派首先停止争战,接着进行妥协。至于对未来的保证,在中国拥有重大利益的列强,应当利用他们的力量,一致维持清廷的存在,而又同时尊重汉人的地位。”[《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页。 ]
1911年12月8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致外务大臣格雷爵士函称:经当面询问,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断定,中国“如果不能实现和平解决,必然代之以武装干涉。”[《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页。]日本虽然野心勃勃,但是其武力干涉中国革命的建议遭到英、法、美、德等国的反对,故不敢过于违反欧美列强的意旨而独行其是,最后只好放弃武装干涉的计划,在“中立”的名义下寻找新的干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