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33）
第五章 湖北军政府
事实上，革命政权也很希望证明他们正在为获得良好的政绩而操心。
占领武昌后第二天，他们就在努力修复因前一天的战斗而造成的废墟，并重建信任。……
这样，从第一天起，新机构便具有了一个既定政府的外表。
——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G .斐格
1911年10月16日致法国外交部长的信
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党人在“初无全算”的状况下仓猝起事，居然赢得占领湖广会城的空前胜利。此刻，摆在党人面前的紧迫任务，是建立新政权。这批热情、英勇的青年革命者，凭着对同盟会宗旨的信仰，发扬首创精神，建立起中国以至亚洲第一个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共和政权——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通称湖北军政府 ），从而给全中国人民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共和制范例。至此，清王朝的崩溃、专制帝制的覆亡，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局限，湖北军政府的组织和实践都存在弱点，专制帝制的惰力更遗传久远，决非辛亥首义所能荡涤净尽，但辛亥首义及随后组织的湖北军政府，在民主建政方面的首创性功勋，却足可辉耀千秋。
第一节 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
一、革命军据咨议局为总司令处，建立湖北军政府
按照文学社、共进会1911年9月下旬召开的联合会议确定的计划，武装起义翌日，各方面负责人应齐集全省最高民意机关——湖北咨议局，会商组建新政权大计。
10月11日黎明，经一夜激战的起义军人，带着浓重的硝烟气息，陆续赶到武昌蛇山南麓、阅马场北端的湖北咨议局，将其“据为总司令处”[ 《湖北革命实录长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32页。]，自此，这幢1908年筹划、1910年落成的西洋式二层红色楼房，成为革命的军政指挥中心，继而在此组建湖北军政府。[ 根据清廷的预备立宪安排，各省筹设咨议局（相当于省议会）。地处武昌阅马场的湖北省咨议局建筑，1908年筹建，1910年落成，主体建筑为红色二层楼房，西欧古典风格。1911年10月11日以后为湖北军政府所在地。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为辛亥革命博物馆所在地。]
武昌起义后立即组建军政府，这是依据同盟会的成议采取的行动。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起草《军政府宣言》，提出同盟会政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并在《宣言》开头拟出如下格式：
天运岁次 年 月 日，中华国民军 军都督
奉军政府命，以军政府之宗旨及条理，布告国民。[ 《军政府宣言》，《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6—297页。]
武昌起义后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此一名称是据同盟会政纲、仿《军政府宣言》起始格式拟成的。
10月11日，湖北咨议局景象一新：大门铁栅栏前，交叉悬挂两面红底黑色九角旗，上缀黄色18星，这是革命党人事先准备好的昭显关内十八行省共谋革命的铁血旗（详见第四章第一节第五目）。12名起义士兵（为测绘学堂及陆军第三学堂学兵）持枪护卫于门前旗下。[ 见冯天瑜1983年5月17日采访喻育之记录。]
前来参加10月11日上午会议的起义军人疲惫而又兴奋，他们是：蔡济民、张振武、李作栋、高尚志、陈宏浩、吴醒汉、徐达明、邢伯谦、苏成章、黄元吉、朱树烈、高震霄、王文锦、陈磊等。据共进会负责人之一、湖北沔阳人李作栋（春萱）后来回忆，在首义后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
蔡济民对大家说：“起义已初步成功，目前最要紧的是重新组织政府，不能这样群龙无首；光武昌起义是不行的，必须马上通电全国，呼吁响应；安民告示更非马上发出不可。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德高望重、为全国所知的人，才能号召天下，免得别人说我们是‘兵变闹事’”。有人插言：“我们不是已经推定了总理和总指挥吗？”蔡说：“原来推定的诸人，目下都不在武昌，缓不济急。”[ 据李作栋1956年9月16日谈话记录]
遵照蔡济民的意见，“总司令处十人具名发出请帖，广召官绅。移时，劝业道、武昌府、县及各绅士到局，惟领袖绅士柯逊庵未到。”[ 《湖北革命实录长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32页。]柯逊庵，即柯逢时（1845—1912），湖北武昌（今鄂州）人，曾任各省土药统税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辛亥革命前夕授浙江巡抚，未赴任，是当时武昌在籍家居职位最高的官员，故称“领袖绅士”，湖北新军武昌暴动，他取观望态度，当然不愿出席11日党人在咨议局召开的会议。（后来大局稳定，柯曾组织绅商成立态度中立的武昌保安社，为第二任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