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33）(3)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故乡今属大悟），军人家庭出身，光绪九年（1883年）入天津水师学堂，毕业后入北洋水师服役七年，以定远舰驾驶参加中日甲午海战，舰毁，泅抵大连，后投时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助张氏操练自强军，被委管带（营长），1896年随张至鄂，，参与建立湖北新军，曾三赴日本考察军事，任第二镇统制，湖北新军定编一镇一混成协后，改任第二十一混成协（相当于独立旅）协统，是仅次于第八镇统制张彪的湖北新军第二号高级军官。黎氏体恤士卒，治军严肃，得官兵拥戴。据范腾霄回忆，黎元洪任护军马队第一营管带时，在军营中生活，加入操练，“与各弁目、学生亦颇亲昵”[ 范腾霄：《辛亥首义前后》，《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6页。]，有“爱兵”之誉。曾率部参加河南彰德秋操，获“指麾中度”褒誉，有“知兵”之名。关于黎氏“知兵”，薛民见《黎元洪年谱》有一段记述：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法国军官罗勃尔到鄂军参观，张彪设宴款待。席间，罗勃尔颇多询问，彪不能答。元洪不欲贻笑于外人，一一代张作答。罗颇心折。明日，罗诣督署辞谢张之洞，盛誉元洪为知兵之将。”[ 《辛亥革命史料新编》第二卷，第169页。] 黎元洪又提调汉阳兵工厂，监督武中学堂、会办陆军特别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黎元洪以军界代表参加“湖北铁路协会”，与立宪派及保路运动士绅建立良好关系，成为上层改良派的一员，这是湖北咨议局成员看好黎元洪，并在1911年10月11日咨议局联席会上附和提议由黎氏出任鄂军都督的前因。
聚会湖北咨议局的年轻起义军人，面对纷至沓来的建政事务，正感无从着手，听到汤化龙、胡瑞霖、刘赓藻等人“赞成”革命的侃侃言辞，以及对黎元洪的推荐，颇为之吸引。党人们以为，咨议局既是“民意机关”，议员又系各县选出，能得到他们合作，革命可以早日胜利；黎元洪的人望不错，由黎元洪、汤化龙分掌军、民两政，岂不大好。
会议决定，咨议局由刘赓藻为代表，党人由蔡济民为代表，往迎黎元洪。蔡济民、刘赓藻与黎元洪均系黄陂人，可凭乡谊请动黎元洪。
11日下午，受联席会议委托，蔡济民、刘赓藻出发敦请黎元洪，先觅至武昌黄土坡黎元洪部属刘文吉参谋家中，得知，黎已被新军士兵从管带（营长）谢国超家中寻出，拥至楚望台。其时，以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的起义军已攻克督署，吴兆麟率激战一夜的部队暂屯楚望台军械库，礼迎黎元洪到来。蔡济民、刘赓藻等人赶赴楚望台，与吴兆麟等共拥黎元洪到咨议局与会。[ 据李作栋（春萱）1956年9月16日谈话记录。]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对于黎元洪被寻出的情形，记述如下：
10月11日晨，党人马荣等巡街，发现黎元洪的夫役担三皮箱出，遂质问夫役，得黎行止，并由夫役导至黄土坡黎宅，找出黎，拥至楚望台。此时刘赓藻、蔡济民亦至楚望台，拥黎至咨议局。
黎元洪这位本与革命并无渊源的前朝军官，自10月11日起便被强拉入民国“开国元勋”的途程，此种矛盾状态，使他拥有一个“床下都督”的不雅名号。
三、“床下都督”辨正
“床下都督”说的证实或证伪，不应由论者的好恶决定,而取决于黎元洪在首义期间具体表现的披露。
（一）10月10日夜、11日上午黎氏行状
关于武昌首义当晚黎元洪的反应，熊秉坤有一段比较真切的记述：“黎元洪初闻工程营兵变，不甚措意”，因工八营属张彪的第八镇，与己无关，这显示了黎氏“不管他人瓦上霜”的自保心态。但是，“继接张正基电话报告，知自领之第二十一混成协直属工、辎各队及炮队之一部亦变”，黎氏有些着慌，立即采取以下措施——
遂集合第四十一标留营全体官佐于会议厅。黎不发一言，亦无命令，盖借此有秩序之集合而防范之也。工程营发难后，即派周荣棠同志送信该协。周逾垣而入，为守者所执，黎讯明来历，即用杀一警百之计，手刃周于会议厅。[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44～45页。]
随后炮声四起，众心已乱，黎令官佐各自回营，自行其是，黎本人“即带执事官王安澜往黄土坡某号该协参谋刘文吉家避匿”，继避谢国超管带家，后被士众从谢家觅得，带到楚望台，与时任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的吴兆麟等见面。[ 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45页。]
黎元洪本人1913年对居正追忆首义当夜情形，与熊氏所说基本吻合：
十九日（即公元1911年10月10日——引者）夜九时，余在黄土坡司令部，得督署电话，第二十一混成协之工程第二十一队、辎重第二十一队兵变，即派炮营往打，不十分钟，言炮营亦变，又不到半时，听说第八镇炮标进城，在楚望台架炮攻督署，城中大乱。约十时，瑞澂逃至楚豫兵舰，十一时，督署电话不通。又十一时半，有一人攀营墙高呼：“革命成功，同胞速出，去攻督署。”护兵将此人擒至司令部手刃之，刃折而人未死，仍高呼革命，护兵乱刃齐下，移尸沟中，后经各方面查询，始知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所派联络各营周荣棠也。此时已十二时后矣，革命军遍布司令部对面之蛇山，向司令部射击，参谋副官等见大势已去，力劝暂避，乃往黄土坡参谋刘文吉家，易便衣，再由刘家至黄土坡四十一标第三营管带谢国超家。天明，工程营目兵马荣、程正瀛偕同各军代表，率兵一排，寻得余在谢家，群趋而前，为彼等拥至咨议局，推余为都督。[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店1958年版，第85～86页。]
在另一场合，黎元洪回顾1911年10月10日夜及10月11日的情形说：
洪当武昌变起之时，所部各军，均己出防，空营独守，束手无策。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率队来洪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匿室后，当被所执，责以大义。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三联书店1952年版，第55—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