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33）(4)
黎元洪在民国初年的这些陈辞，并未文饰自己。黎氏自称：他在武昌起义之际，先是抗拒革命，令护兵“手刃”召唤起事的士兵，并试图派炮营攻打革命军，未果，后见革命军势大，避至协参谋刘文吉家更便衣，再往管带谢国超家躲藏，直至被党人寻出，被强行拥至咨议局。
章太炎所撰《大总统黎公碑》也有类似记述，惟“手刃”革命士兵的，并非护兵，而是黎氏本人：
兵起，有数卒突入公门，公错愕，手刃之。无几，又数人至，促公赴军械局，请受都督印。[ 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此处“军械局”，当指楚望台军械库。
黎元洪本人对居正的陈述，是说黎由管带谢国超家拥至咨议局，而章太炎1933年撰写的《大总统黎公碑》则说，先去“军械局”（即楚望台军械库）。据熊秉坤、李西屏等11日上午在楚望台军械库的当事人回忆：黎氏先被带到楚望台军械库，与吴兆麟所率起义士兵相见，随后蔡济民、刘赓藻至此，由蔡济民、刘赓藻与吴兆麟等拥簇着前往咨议局。
熊秉坤10月11日上午在楚望台，亲见黎元洪被程定国（正瀛）等士兵从黄土坡拥至楚望台的情况：
有马荣送信在先，故吴总指挥派兵一排，站队鸣号以欢迎之。黎服青呢马褂，灰色呢夹袍，瓜皮小帽，王安澜随其后。吴总指挥出为招待，黎笑语众曰：“各位辛苦。”吴当与同志诸人，引黎至中和门城楼观战。黎首与吴小语，责吴不应为此，吴以为众所挟持对。[ 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页。]
此文所述黎元洪被挟持至楚望台，对起义部众采取比较温和的不合作态度，对吴兆麟轻加责备，这符合黎氏的性格特征与政治倾向，故真切可信。
（二）“床下都督”说并无确证
关于黎元洪被勉强拉来充任起义政权首脑，长期流传“床下都督”的故事。然经笔者多年考析，以为此说似是而非。“似是”，指其说与黎氏当时行为倾向基本吻合；“而非”，指黎氏从床下拖出，并无直接材料证实，不可确信。
与辛亥首义有关的人士所撰首义史著多种，如曹亚伯(1875～1937)的《武昌革命真史》(中华书局1937年版)，张难先(1874～1968)的《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5年重庆版)，李廉芳(1878～1959)的《辛亥武昌首义记》(湖北通志馆1947年版)，胡祖舜(1885～1948)的《武昌开国实录》(武昌文华印书馆1948年版)，杨玉如(1878～1960)的《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论及黎氏被革命士兵寻找时，或言黎氏“避入房中”，或言黎氏与执事官王安澜坐谈，等等，皆无从床下拖出之说。
盛称“床下都督”之说的，多为与武昌首义距离较远者，如活动于广东及海外的胡汉民(1879～1936)在自传中直称黎氏为“床下都督”；活动于广东及香港的邹鲁(1886～1954)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中也称黎从床下搜出。然胡汉民、邹鲁皆武昌起义局外人，所言当然来自传闻。
武昌起义参加者说黎氏从床下拉出的，是李西屏（翊东）。李氏撰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武昌首义纪事》称，10月11日晨，黎元洪先被拥至楚望台，黎当时窘态十足，“神色仓惶”：
武昌一夕光复，主帅一席犹悬。是日黎明，众纷纷围集楚望台麓下。黎统领衣色长袍立其中，神色仓惶。李翊东诘之曰：“异哉统领，何至此耶？”或曰自其床下挟出，或曰自黄土坡某参谋家挟至此者。[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辛亥首义回忆录》第四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页。]
首义时李西屏是测绘学堂学生，10月10日夜率学兵奔往楚望台，11日上午他担任军政府（原咨议局）警卫之责，并未参加挟持黎元洪的行动，故在黎氏是否为“床下都督”这一论题上，李氏并非当事人，《武昌首义纪事》言此，用语也是谨慎的，称黎氏由“床下挟出”，冠以“或曰”，显系耳闻，故李氏之说并不能作为“床下都督”的直接依据。
1933年章太炎撰《大总统黎公碑文》，李西屏致函章氏，对碑文某些记述表示异议，其中也论及“床下都督”事，章太炎复函李西屏，称“黎无伏于床下之事，乃诸君所自言”[章太炎：《答李西屏一—二》，《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51页。]。 章氏谓“诸君所自言”，指多位辛亥首义参加者自己所说。可见，民国年间围绕此事多有争议，经章氏与当事诸人讨论认为，黎氏并无“伏于床下之事”。
（三）“床下都督”说流传原因探略
既然事如上述，那么，“床下都督”之说又何以流传广远，人们耳熟能详呢？笔者以为，原因有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