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33）(6)
综述之， 10月10日晚、11日上午黎元洪的行止路线为：
在武昌大东门内左旗第二十一混成协司令部获悉新军暴动消息，试图组织军力弹压，又手刃前来召唤起事的士兵周荣棠
见革军势大，无力阻挡，由部属引领，避入参谋刘文吉黄土坡寓所，更换便衣
再避管带谢国超寓所
在谢国超宅被革命士兵发现，带至楚望台军械库，见到吴兆麟等起事者，稍加责备
被蔡济民、刘赓藻、吴兆麟等拥至咨议局
五、10月11日傍晚咨议局楼上会议·强令黎任都督
黎氏抵达咨议局，约在11日傍晚7时，起义党人再次举行会议。会场从中午的一楼大会议厅改在咨议局二楼小会议室，咨议局议员没有再被邀请。[ 当事人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记曰：“二十日（10月11日）上、下午两次会议：上午在楼下会议厅开会，谘议局议员到会很多，专讨论汤化龙的立场和推黎元洪出任都督的问题。下午仅革命同志在楼上开会，强迫黎到场承认就职。”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73—174页。]与会人员，除参加11日中午会议的起义军人外，增加了黎元洪、吴兆麟，以及邓玉麟、向訏谟、李翊东、方兴等起义军人，另有胡瑛、张廷辅、牟鸿勋等新出狱党人。
在咨议局二楼会议室，蔡济民同吴兆麟交换意见后，正式提议：推举黎统领任都督，汤议长负责民事。蔡济民说：“两公为湖北人望，革命一定容易成功。”大家鼓掌赞成。但黎元洪一力推辞，他说：“此事体太大，务要慎重，我不能胜都督之任，请你们另举贤能。”众听罢哗然，黎元洪暂退会场。会议继续论辩，激烈者如张振武说：“黎如此不识抬举，干脆另外找人。”邓玉麟主张耐心等待。还有人说，此刻不过暂时利用黎元洪的名声，遂先将黎安置在楼上议长室，从长计议。[见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34～35页。]软禁于二楼的黎元洪由测绘学堂学兵监视。
自黎元洪被推为都督之说传出，“城内隐匿之军官皆来，如杜锡钧、何锡蕃等”[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46页。]，不少官僚政客也闻风依附；黎元洪的亲信人等，纷纷对黎劝进，甚至以“黄袍加身，逆之不祥”为喻。黎元洪到此不能不有所抉择：为清廷殉节，不必要也不情愿；顺从革命却有可乘之机，但又担着颇大风险。所以，他勉强接受都督职位，却消极处之，以观事态发展。
湖北军政府在湖北咨议局议定并成立，又推举原清方的汉官为都督，构建了一种范式，以后响应武昌首义的各省军政府大都在各省咨议局议定并成立，以“民意代表”现身的谘议局议员们纷纷进入新政权，一些“反正”汉官相继出任都督。这显示了：
（1）革命运动对立宪运动的承袭与联系。
（2）在“排满革命”宗旨下党人对汉官的容纳。
六、推举黎氏为都督早有预案
黎元洪这样一个直至起义爆发之时还“手刃”起义士兵的清方高级军官，为什么被推为湖北军政府都督？为什么在咨议局10月11日联席会上，起义军人与汤化龙、胡瑞霖等咨议局人士不约而同地推举黎元洪？这是有着深层原因的，不能以“偶然机遇”一言以蔽之。
前文已述，黎元洪有“爱兵”、“知兵”之名，在新军士众中赢得好感。这是军中革命党人属意黎元洪的基础。而党人试图拥戴黎氏这样的较开明、清廉的“汉官”，则是党人信奉“排满革命”的产物，也是党人试图借有名望的“汉官”“号召天下”的策略考虑。
武昌起义猝然爆发，革命领导者或阻隔于汉口（如刘公）、或伤（如孙武）、或避（如蒋翊武）、或牺牲（如刘复基），革命军总司令部原有二十一名干部，起义时在武昌参加战斗的仅蔡济民、吴醒汉二人，而孙中山、黄兴等全国性革命领袖则远在国外或香港，起义者处于“群龙无首”状态。这种带有很大偶然性的特殊形势，当然是黎元洪出任都督的重要原因。但是，黎元洪出任都督，又并非纯属临时动议，早在起义之前的几个月中，湖北党人议论起义后的都督人选时，便多次考虑过黎元洪。
在秘密运动期间，湖北革命组织文学社、共进会对都督一席，各有打算。共进会认为，刘公为同盟会员，又系共进会的发起人之一，且以第三任共进会会长资格回鄂主盟，成为同盟会法定湖上七都督。虽然刘公表示放弃，但在9月底的联合大会上，再度被选任总理，负责民政，以示有别于军民两管的都督。刘公平时不大出面，与同志接触不多。从魄力、胆识、资望看，刘公任都督一职均不理想。
文学社当然属意蒋翊武。但蒋本人以为，在湖北举义，都督一席应属鄂人，如吴禄贞、蓝天蔚在此，自然众望所归；次如刘公、孙武、蔡济民亦未为不可，又恐力有不逮。这样，蒋翊武等党人在有关会议上，曾提名黎元洪为未来的都督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