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36）(4)
四、集贤馆
武昌起义，各地前来投效者甚众。军政府于10月12日晚间成立一招纳处。13日招纳处奉令：勿论文武员弁，有一技之长，即送府委用。同时派吴醒汉、高震霄、蒋秉忠三人经管其事。吴醒汉招待军界，高震霄招待政学两界；所有条陈文件，则由蒋秉忠汇总转呈军政府。14日，吴、高两人分别带领一批军政人员到都督府和政事部任用。投效人员络绎不绝，15日一天即有四百多人。不久军政府改招纳处为“中华民国鄂军政府集贤馆”，并拟订《集贤馆试办章程》，规定集贤馆的任务是，“招集文武贤才，襄助军政，共图大业，建立共和民国为宗旨”[ 《中华民国公报》1911年10月。]。
集贤馆馆长原为周德宜，副馆长为蒋秉忠。11月15日，周辞蒋继，茹用九为副馆长。茹调内务部，谢石钦调军务部，馆内人事，复作调整。科长、科员大都为投效人员。
集贤馆规定，投效人员须备具说帖，日分三次送呈都督核阅，分部委用。10月16日奉命选送擅长德、法语文者三人，赴汉口办理交涉。10月25日投效人员金鸿钧倡办独立将校决死团。汉口战事失利时，册送精于射击的投效人员三十余人，由张振武副部长委用。内务部先后请选送县知事人才，被选用的有崇阳知事茹用九、寿昌知事王云龙、蒲圻知事黄GFECC、天门知事黄应龙等。11月中旬共奉命选送四百余人，其中任战地调查员的二十余人，任督战员的三十余人，到街市演讲的四十余人，深入敌方作侦探的七人，派赴江、浙、皖、赣各省的三十余人，补充学生军一百二十人，调司法部和警察署的九十余人。11月24日奉军务部令：汉阳战事激烈，后继需人，又选择集贤馆人员中有军事才能者七八十人到都督府听候检验。这批人当夜随张振武副部长渡江助战。12月1日敌军炮击武昌，走散的机关人员，由集贤馆中备用人员接充。[ 参见《中华民国公报》1911年11月12号。]
当时各报广告，全是投效和寻人启事。政府设的招待所和私人开的旅馆栈房，无处不满。有朋友亲戚同乡关系的，都尽可能予以食宿方便。武昌起义不仅吸引了湖北全省，而且也吸引了全国的有志之士以及留学生和海外侨胞，他们都以能参加这一革命战争为无上光荣。可能是由于投效人员众多，流品良莠不齐，11月27日《集贤馆牌示》云：
照得本馆为汲引人才机关，原为招集贤才，共襄大举，本非广厦万间，来者不拒。投效诸君，必有一技之长，足裨军政，受人欢迎者，始来投刺书名。若自问平平无奇，文武两路均乏资格，则不如早觅他路。壮健者，或赴各营招募处报名，充当新兵，或各就所长谋他艺业，均足以利用民生，有益军国，慰同胞各尽义务之热忱。若必使侥幸投馆，则本馆原非养闲之地。即使侥幸取录备用，将来临报考验时，切实查验时，仍归淘汰，终不免投闲置散，届时既虚费光阴，又重滋烦扰，窃为诸君不取也。[ 《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1页。]
停战议和，军务部提请裁撤，集贤馆中职员和备用人员，一律分发各部任职。总计自10月11日到11月底，投效人员约一万人，收到条陈说帖三千余件。[ 参见《中华民国公报》1911年11月12号。]
五、中华民国公报馆
10月13日，即武昌起义的第三天，共进会员、湖北利川人牟鸿勋（1889—1927）向黎元洪建议出版报纸，扩大革命宣传，黎意是无可无不可。当日湖北军政府以都督黎元洪名义，谕令牟鸿勋、苏成章、周之翰等筹办政府机关报。牟鸿勋为两湖总师范学生，曾在共进会、文学社联合中发挥作用，在党人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军政府决定由牟约集同志进行筹备。开办经费600两银和每月津贴由军政府开支，地址在武昌大朝街68号，即原来的官纸印书局。牟鸿勋为总经理，任素为副经理；张樾为正主笔，写社论、核电讯稿，张祝南（肖鹄）为副主笔，写时文、核省内外新闻稿；编撰有蔡良村、蔡寄鸥、朱峙三、刘复、邢伯谦等人。另有会计、庶务和发行人员。以后，牟鸿勋调职，张樾继任总经理。参加报馆工作的还有张世禄、黄负生、熊铁华、龙云从等人。
《中华民国公报》于10月16日创刊，作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机关报”，对开两大张，四号字铅印。报头两侧小字：“本馆开设武昌大朝街(今紫阳路东段——引者)门牌六十八号”，“每日二大张，取铜元一枚”。以黄帝纪元，并用公历，所标年月，有如下例：“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二十三日(第二十九号)，阳历一千九百一十一年十一月十三号，星期一。”
大朝街报馆门首张贴对联（张祝南撰），左联“与民公好恶”，右联“为国报平安”，横批“光复中华”，将“中华民国公报”六字嵌镶其中。往来报馆人士皆品赏此佳联。
《中华民国公报》的《出版简章》规定，该报“以军政府之宗旨为宗旨，大要以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改建共和民国为主义”，初期禁登广告，主要刊登政府文告命令，并发表政论、时评，每日发行4000份，起过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其创刊号运抵上海，《民立报》将《中华民国公报》报头、《本报特别启示》、《本报出版简章》、《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等，缩印于头版，下书“武汉革命军新报纸之缩本”，使武昌起义及湖北军政府为海内外读者所知晓，也扩大了《中华民国公报》的海内外知名度。
《中华民国公报》1911年10月30日发表以“孙中山大总统”署名的《布告大汉同胞》（实为查光佛撰），声讨清廷，赞扬“鄂军代表竟首举义旗矣，我各省同胞竞同声响附”，号召“直抵黄龙府“建立共和国”。此书发生颇大影响。
至1911年底，因孙武与黄兴不睦，孙武迁怒孙中山，孙武即利用公报作反对孙中山的工具，报上有时把孙文写成孙汶，对黄兴只称作“南洋志士”或“南洋代表”，均有贬意。孙武下台以后，《中华民国公报》渐为黎元洪掌控。但《中华民国公报》反袁、反革党文章交替发表，如12月20日发表《袁贼之反复无常》，揭露袁世凯在南北议和间的虚伪狡诈；12月21日又发表《论汉奸发生之原因》，指革命党人“翻手云，覆手雨，瞬息之间化为汉奸”，这正显示了当时两种政治派别的力量相持于湖北军政府。值得一提的事件是，副主笔、湖北鄂城人张祝南（肖鹄，1882—1966）不顾馆内拥袁倾向，撰社文《中华民国大总统当推孙逸仙论》，刊发于《中华民国公报》十一月初十日（12月29日），标举拥孙反袁的旗帜。终因宗旨不合，张祝南辞职，协助张越编辑反袁批黎的《震旦民报》。至1912年初，《中华民国公报》渐为黎元洪控制，代表性文字为良村所撰《南北统一问题之解决》，该文力促孙中山让权，拥袁世凯“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