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41）(2)
这是对当日民心向背的真切描述。
八、《大汉报》等报刊“以言论造成民国”
辛亥首义后、阳夏战争间的一大奇观，是《大汉报》等报刊鼓吹革命，甚至编造文告、新闻，为民军造势，诚所谓“以言论造成民国”。
武昌起义后第五天（10月15日），资深革命党、湖北天门人胡石庵（1879—1925）自办《大汉报》发刊。报馆设汉口歆生路大成印刷公司内，初期采访、著文、编辑、印刷一应事宜，全由胡石庵包办。后由胡氏主编，颜觐棠、范韵鸾等编辑。黄帝纪元，日出三大张
胡氏后来陈述此报创办经过：首义后二日（10月12日），胡氏在汉口途遇二日人、二英人，论及“武昌之变，究竟为何等性质”，胡氏批驳清当局的“土匪勾结营兵肇乱，意在劫夺钱财，与政治绝无关系”说，声称“武昌此次实系革命军起义”。为使日本人、英国人相信，胡石庵断言，“即将有正式之公布，宣告中外”，“一二日内完全之机关报，亦将出现。”此言既出，胡石庵立即自行编报，“仓促未思索，即定名以《大汉报》三字”。[ 见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大汉报》八月二十四日（10月15日）印成并四出张贴，较湖北军政府主办之《中华民国公报》早创刊一天。
《大汉报》宗旨为“以言论造成民国、鼓吹共和”，设论说、时评、新闻、军政纪事、阳夏纪事、满清末日记等栏目。阳夏战争期间，胡氏每夜作文，翌日报出，既有真实新闻，也有臆造的若干“时讯”，如假中华民国军政府和大总统孙中山名义发表檄文，杜撰邻省独立、援兵立至等消息，以鼓舞士气、安定民心。又在论说中呼吁各省独立、发兵援鄂。创刊号所发社评《敬告军政府》，告诫军政府团结一心，防止党争和内变。此诚为金玉良言。《大汉报》深受民众欢迎，每出即争购一空，初期印数千份，不久销至两万份，最高印数超过三万份。汉口陷落，《大汉报》迁武昌继续出版，规模扩大。发表战地通讯《汉口五日记》，使读者了解刚刚结束的汉口保卫战的真实情形。12月初，清军炮轰武昌，黎元洪出逃，人心惶惶，《大汉报》“伪作他省战胜，援兵立至及北京反正”等假新闻，半日间发两万份，安定民心。时人赞誉胡石庵及《大汉报》抵过“十万毛瑟枪”。
此外，詹大悲领导的汉口军政分府也很重视新闻工作，下令查封反对革命的《公论新报》，利用其厂房设备，改建印刷所，附出汉口军政分府机关报《新汉报》，由贡少芹任总编辑，九月一日（10月22日）创刊，“以兴汉灭满，唤起国民尚武精神为宗旨”。此报在汉口保卫战期间颇受汉口市民欢迎。
第二节 汉阳保卫战
清军占领汉口，因自身伤亡颇大，须等候增援，所以冯国璋“乃休兵十日”。但冯国璋认识到夺取汉阳的重要性，他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说：“今日之战，则重在汉阳。汉阳之大别诸山，俯瞰武汉，如釜底一丸，下掷则全城瓦碎，不待攻而自破矣。为今之计，唯有先取汉阳，为攻心之上策。”[王树楠：《武汉战纪》，《辛亥革命》(五)，第234页]。
民军方面，则在汉阳积极设防，“沿襄河(即汉水——引者)岸至黑山一带，均建坚垒”[王树楠：《武汉战纪》，《辛亥革命》(五)，第234页。]。新任第一协统领蒋肇鉴以一标驻汉阳琴断口，一标守汉阳兵工厂；曾尚武率输送标在栏杆咀设收容所；虎山等处炮队，掩护汉口军队退却；多备渡河工具，争取在11月2日黎明以前完成渡河任务。撤退时右翼部队经大火路至大水巷码头；左翼部队经永宁巷至码头；硚口方面部队向武圣庙、万安巷各码头集中。撤退完毕，即将河内大小船只，一律移往南岸。汉水船只开往长江。
一、黄兴任战时总司令，黎、黄拜将
（一）黄兴未获“两湖大都督”名义，出任“民军战时总司令”
11月1日黄兴自汉口退返武昌。
11月2日晚，湖北军政府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黎元洪主持。会上首先由黄兴对汉口战事作了总结性发言。他指出，汉口失守的原因，一是新兵多，秩序不整，颇难指挥；二是军官程度太低，均不上前指挥；三是部队战斗日久，伤亡过多，官兵疲劳太甚；四是在武汉招募的士兵甚多，夜间潜回家中，以致战斗员减少；五是无机枪、无管退炮；六是清军是久练之兵。民军方面可恃者，仅民气颇盛。[ 见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下，第161页，又见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149～150页。]黄兴的这些分析，揭示了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形。黎元洪等人听罢，惟鼓掌而已，没有补充意见。
会议结束后，在黎元洪、黄兴皆不在场的情形下，党人会商黄兴的名义、地位问题，其情形是“各同志数十人在咨议局前院月下，围立讨论名义”[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下，第147页。]。当时湖北、湖南都督都非党人(湖南正副都督原为党人焦达峰、陈作新，不久焦、陈因兵变被杀，立宪派谭延闿继任)，故居正、田桐、蒋翊武提出，黄兴乃民党领袖，当举为两湖大都督，或为南方民军总司令，以统辖各省援鄂军队，掌握两湖军政事宜。刘公、孙武、吴兆麟等立表反对，他们认为大敌当前，不能动摇根本。杨王鹏则予以反驳，说湖北拥黎元洪、湖南推谭延闿，乃一时权宜之计，今党人领袖已来，事实上成了革命战争的总司令，实至名归，何为不可。辩论再三，相持不下，后经宋教仁调处，说了些“革命以服务为主，目的不在权利”之类的话，遂达成妥协。[ 见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210—213页。]章炳麟后谓“其义故浅躁者，欲因推克强为都督以代黎公，未果”[ 《太炎先生自编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1期，第125页。]，即指此。但实情是党人欲举黄兴为“两湖大都督”，并非鄂军都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