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41）(3)
既然“两湖大都督”名义未获通过，“月下围立”会上议决由黄兴出任“民军战时总司令”。据时任军政府首席秘书的李廉方说，“当时战事甚紧，各同志亦未坚持，并无龃龉，黎黄二人皆未与闻也。”[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下，第148页。]可见黄兴名义之辩，那时并不尖锐，而且黎、黄两位关键人物并未卷入其事。而黄兴在汉口督战时，实际上已担负总司令工作，目前是通过一定形式固定下来。但在“总司令”职权及由谁委任等问题上，又发生分歧，李春萱1954年回忆：
黄兴来汉后，同志们推举他为临时总司令。当时有两派意见，一派主张由黎元洪委任，一派主张由同志公举，我就是主张不受黎委任的一个。主张委任者谓黎现任湖北都督，军权和财权都在他手中，如果不由他委任，不好合作；又举韩信故事说，既然要登台拜将，当然要有授印之人。于是主张委任一派得胜。[ 见《座谈辛亥首义》李春萱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15页。]
党人希望与黎元洪分权，“总司令”不经黎元洪委任；吴兆麟等以统一事权为理由，力主由黎元洪委任，而党人孙武竟成为这后一种意见的支持者。孙武自负首义之功，但在党人中的地位远下于黄兴。黄兴来汉督师，孙武已深感身价锐减，如再对黄兴崇其名位，孙武心实有所不甘。在孙武等人力争之下，会议最后决定由都督黎元洪向黄兴授予总司令称号。这样做的效果是，正式将黎元洪抬举到“主公”位置上，黄兴则成为麾下将帅，李春萱分析有道理：“后来汉阳失守，黄兴即无权指挥军队。……后来黄兴离鄂，都与此事有关。”[ 《座谈辛亥首义》李春萱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页。]
（二）黎—黄“拜将”
1911年11月3日，武昌阅马场高筑拜将台[ 原台在阅马场用木板搭建。1948年，辛亥首义同志会在原址建亭立碑。1955年改建时仅存碑，碑北向（面对“红楼”），为紫红色水磨石方锥体，高4.1米，正上方竖刻“拜将台”三字，下方以小字分两行竖刻“辛亥首义鄂军都督黎任黄兴为总司令在此授印”。]，举行拜将仪式。
阅马场又称阅马厂，始建明代，为楚王府演武厅，清代为练兵演武的校场和武科考试的考场，后为清绿营兵的营房。清末在阅马场的蛇山山麓处建湖北咨议局（俗称“红楼”），辛亥武昌首义后，在原咨议局处设立湖北军政府，前面的阅马场成为政治中心广场。
11月3日上午，湖北军政府各机关官员、驻军长官齐集阅马场，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登拜将台演讲，宣称“本都督代表四万万同胞及全国军民，特拜黄君兴为战时总司令”，黄兴登坛受职，黎元洪授黄兴以战时总司令委任状，又授黄以印信和令箭。黄兴慷慨陈辞，指出“此次革命，是光复汉族，建立共和政府”，并提出“努力”、“服从”、“协同”三项要求，希望众人记取“洪杨之败”的“前车之鉴”。黄兴还慨然表态：
今日既承黎都督与诸同志举兄弟为战时总司令，为国尽瘁，亦属义不容辞。[黄兴：《在武昌受任民军战时总司令时的讲话》，《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7—78页。] 表明自己的位置在黎元洪之下，战时总司令之职系黎都督授予。
这一典礼是模仿汉代刘邦、韩信拜将故事。经此典礼，黎元洪俨然成为“主公”，革命党的第二号领袖人物黄兴反倒成为黎元洪任命的“大将”，造成令人哭笑不得的颠倒局面。其恶果则在以后的时日逐步显示出来。
拜将仪式后，随即组织总司令部。李书城为参谋长，杨玺章为副，田桐为秘书长，王安澜主持总粮台。武昌起义人员、留日归国人员和各方投效人员高尚志、甘绩熙、耿丹、吴兆鲤、辜仁发、唐蟒、程子楷、余鸿勋、蒋光鼐、陈铭枢、李章达、张我权等人分任参谋、副官、督战员等职。日本人萱野长知等十余人也赶来参加总司令部工作。总司令部设于汉阳伯牙台，后移汉阳城西门外昭忠祠。
参加汉阳保卫战的民军计有：第一协蒋肇鉴一千余人，第四协张廷辅二千余人，第五协熊秉坤二千六百余人，第四标胡效骞一千二百余人，炮队、工程队若干，共一万余人，士气旺盛。
汉阳战时总司令部成立之初，时任新军第六镇统制的吴禄贞与山西都督阎锡山计议组织燕晋联军，准备直取北京，推翻清廷。为与湖北民军取得联系，吴禄贞派他的副官长、福建人王孝缜来到武汉，被汉阳前线民军当作“探子”逮捕，押往武昌都督府。王孝缜向黎元洪说，他是吴禄贞的代表，吴即将在北方大举。黎闻讯大为兴奋，连说：“吴绶卿的代表来了，事情就好办了。”一时湖北军政府充满了乐观情绪。但不久传来消息：吴禄贞于11月6日被袁世凯所派刺客在石家庄杀害。[ 见钱基博：《吴禄贞传》，《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175页。]湖北军政府诸人十分悲愤。此后，王孝缜便留在汉阳任总司令部副官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