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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首义史》(连载45)(2)

辛亥革命网 2015-07-01 10:16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冯天瑜,张笃勤 查看:20942
阳夏战争历时四十余日,重创清军生力,杀伤北洋精锐万名以上;而民军将士及武汉民众伤亡近两万人,汉口市区五分之一毁为断壁残垣,损失可谓惨重。

  阳夏战争初期,民军军官也有多人提议派兵北上扼守武胜关,如炮队统领姜明经于10月15日上都督意见书中便主张“派兵扼守武胜关及破黄河铁桥”[ 《炮队武昌起义及阳夏战斗记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63页。],参谋甘绩熙在10月13日也“倡议守武胜关及田家镇要地,俾得从容整理内部”[ 《甘绩熙躬与辛亥武昌首义及阳夏鏖兵之经过实录》,台湾中华书局印行《辛亥武昌首义史编》(上),第510页。]。而起义之初的湖北军政府手头仅有四协部队,占领并维持武汉三镇秩序已感困难,遣师北上、东下拒敌确有困难,在无坚强领导的情况下,不可能作出此种富于胆略的决策。

  党人在军事指挥上的失策在于,从汉口争夺战到汉阳保卫战,始终囿于内线作战,受包围而不能反包围。如果民军在军力充实以后,能够派出一支偏师,北上骚扰京汉铁路,联络刘英等人所领导的活跃于江汉平原一带的地方革命武装,切断清军运输线,就有可能动摇武汉前线的北军。而这正是孤军深入的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所最害怕的。直至停战议和期间,段祺瑞还对民军可能会包抄后路感到胆战心惊。1912年1月9日,他在一份奏折中讲出此种隐忧:

  汉口、汉阳实为绝地,后路万一有失,大局何堪设想。[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55页。]

  然而民军并未抓准清军的这个要害痛点,只是一味在汉口、汉阳设防,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总司令黄兴作战英勇,进攻意识也很强,但他也只着眼于汉口、汉阳,几次反攻汉口失败后,便陷入被动,而未能开展积极的外线作战。

  退一步言之,如果民军在汉阳保卫战中,采取稳健的防守战术,在“新沟—蔡甸—汉阳”一线设防固守,也能与清军在汉水两岸长期相持,这种局面,对四面楚歌的清方也是极为不利的。然而,民军却急于求成,在内部不团结,军队无训练的情况下,一再反攻汉口,损耗有生力量,加剧了内部的不和,又未能重点防守新沟、蔡甸这些汉阳的咽喉和门户,终于导致汉阳的失陷,使北洋军取得了饮马长江,炮袭武昌,虎视南京的优胜地位,袁世凯在南北议和中拥有较为雄厚的资本。

  民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李书城在他的回忆文字中曾这样总结汉阳之役失败的原因:

  敌军是素有训练的北洋军,我以初成之师与之作阵地战,真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

  犯了军事上的大忌。进攻汉口的失败,又引起了汉阳的失守。[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第194页。]

  总之,阳夏之役给历史昭示了一条重要的教训:革命派虽然曾经如此英勇地奋起战斗,但他们具有种种先天性的弱点,终究无力战胜根深蒂固的专制买办势力。

  第六节 阳夏战争的后果

  阳夏战争历时四十余日,重创清军生力,杀伤北洋精锐万名以上;而民军将士及武汉民众伤亡近两万人,汉口市区五分之一毁为断壁残垣,损失可谓惨重。此役以民军败绩、清军得手告终,然其历史效应则是双重的。

  一、拖住清军主力,给各省光复创造时机

  南北两军于阳夏间苦战多日,汉口三道桥、刘家庙、大智门、歆生路(今江汉路)、玉带门皆战况惨烈;汉阳蔡甸、三眼桥、琴断口、美娘山、梅子山则反复争夺,结局是清军占领汉口、汉阳,民军退守武昌,南北议和得以展开。

  12月初,清军前线主将冯国璋趾高气扬地宣称:“长江随时可渡,武昌唾手可得。”[冯耿光:《荫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358页。]他甚至扬言,要一鼓东下,直取南京,荡平革党,真可谓颐指气使,志得意满,俨然一副征服者的姿态。然而,冯国璋辈的骄狂,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清军的胜利,只限于武汉战事这一局部。如果从全国总形势看,由于阳夏之役拖住清军主力达一个多月之久,造成北洋军受创,海军全数反正的局面;至于政治上,清廷虽然做出发“罪己诏”、黜摄政王、宣布提前立宪等种种姿态,却一概失效,各省竞相“易帜独立”,清王朝的崩溃已成无可挽回的大势。因此,就革命党人“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总战略而言,阳夏之役是以局部战斗的受挫,换取了全局性的胜利。汉口争夺战、汉阳保卫战,民军虽失去汉口、汉阳,但在此艰苦抗战期间,安庆、苏州、镇江、清江、浙江、福建、广东、贵州、广西、四川、烟台、滦州、南京、广东等处,次第得以举义光复。所以,阳夏战争可以说是“败中寓胜”。此役之功,不可淹没。

  阳夏战争的后段,民军主帅是黄兴。因此役民军先败于汉口,再败于汉阳,黄兴只得黯然离汉赴沪,以致获得“败军之将”的名声,为其在民国初年政坛上施展,留下被人攻讦的口实,“阳夏败绩”成为黄兴背负的一个不小包袱。然平心而论,民军阳夏遭挫,客观上是敌军强大所致,主观上是新募之军难以驾驭,不能深责主帅。此役黄兴的指挥基本得体,其身先士卒、英勇坚贞,更可昭日月。雄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雄鹰毕竟是雄鹰,其展翅高飞、俯视环宇的气度,是鸡们不可企及的。历史是公正的,对黄兴转战武汉三镇的业绩,人民是充分肯定的,龟山临江矗立的黄克强塑像便是明证。

  1916年10月31日黄兴逝世,武汉《天声报》11月4日刊发《悼黄克强文》,痛言“国失长城”。11月19日武汉《民报》以“百战河山吊国魂”相挽。詹大悲挽词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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