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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首义史》(连载45)(4)

辛亥革命网 2015-07-01 10:16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冯天瑜,张笃勤 查看:20942
阳夏战争历时四十余日,重创清军生力,杀伤北洋精锐万名以上;而民军将士及武汉民众伤亡近两万人,汉口市区五分之一毁为断壁残垣,损失可谓惨重。

  就在10月12日任命荫昌为钦差大臣统兵南下之际,清廷仅隔两天,便起用被贬谪达两年九个月之久(1909年1月9日至1911年10月14日)的袁世凯,简授其任湖广总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并著袁世凯合同调遣”[ 《宣统政纪》卷39。]。这一做法曾被某些朝臣批评为“荫为袁下,则亵本兵之尊”[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学部左丞乔树楠奏折》,《辛亥革命》(五),第419页。]。但清廷之所以非起用袁世凯不可,而且必须让袁世凯担任实际上的统帅,乃是迫于无奈。因为,“中国之军人,只知有主将,而不知有国,何君之与有!”[钱基博:《辛亥南北议和别记》,《辛亥革命》(八),第105页。]袁世凯惨淡经营、一意笼络的北洋军,“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至于那个顶着“陆军大臣”头衔的满洲青年贵族荫昌,远非真正的知兵人才,而且与北洋军将士素无渊源,他率部至河南,已深感调遣不灵,“这时候袁已暗中授意,北洋将领按兵不进,不听荫昌的调遣”[冯耿光:《荫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354页。]。而此刻的湖北革命形势进展迅猛,并大有扩散全国之势,这样,唯一能够统率北洋军的袁世凯,更显得奇货可居。清廷的总理大臣奕劻说:“当前这种局面,我是想不出好办法。袁世凯的识见、气魄,加上他一手督练的北洋军队,如果调度得法,一面剿一面安抚,确实有挽回大局的希望。……并且东交民巷也有‘非袁出来不能收拾大局的传说’。”[转见冯耿光:《荫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353页。]

  正是在清廷和帝国主义列强一致认为“平定大局,非袁莫属”的形势下,袁世凯重登政坛。

  (三)袁氏迅速把持军政权柄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在被起用之初,“认定湖广总督无形中等于荫昌的副手”,决定不立即赴任,仍以“足疾未痊”作借口,奏辞了任命[转见冯耿光:《荫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354页。]。这一下可急坏了清廷,内阁致电袁世凯:“现在武昌汉口事机紧迫,该督夙秉公忠,勇于任事,著即迅速调治,力疾就道,用副朝廷优加倚任之至意。”[ 《宣统政纪》卷39。]这简直是在哀求袁世凯立即出山。

  清廷还在10月20日派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前往彰德请袁世凯就职。袁世凯就此提出六大条件,概括起来,就是组织内阁,授以指挥前方军事和招抚的全权。清廷别无他法,只有全盘接受袁世凯的要求。袁世凯这才在彰德就任,向湖北前线的北洋军发布指令。此时,荫昌正因指挥不灵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河南信阳、湖北孝感间往返奔走。“而袁世凯一经起用,不出十天功夫就把前方布置就绪了。相形之下,荫昌在鄂已成赘物。”[冯耿光:《荫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355页。]于是,清廷以“陆军大臣荫昌,部务繁重,势难在外久留,著即将第一军交冯国璋统率,候袁世凯到后,荫昌再行回京供职”[ 《宣统政纪》卷40。]。给了荫昌一个体面的下楼阶梯。

  此后,随着局势日益紧张,清廷又下谕旨,“庆亲王奕劻开去内阁总理大臣,大学士那桐、徐世昌开去协理大臣,镇国公载泽、邹嘉来等均各开去国务大臣,袁世凯著授为内阁总理大臣”[ 《宣统政纪》卷40。]。这样,清朝的军政大权就完全操于袁世凯一人之手。只是到了此时,袁世凯方正式由彰德出山,南下督师。

  袁世凯南下后,一方面指令北洋军加紧对民军的攻势,以壮自己出山的声威;另一方面又大刀阔斧地改编军制,“首先裁撤了原由贝勒载涛督率、以禁卫军为主力的驻守近畿的第三军,把近畿和海防一带的驻军编配成为第二军,湖北前方兵力编为第一军。接着,就奏请清廷‘因京畿地方重要,改派冯国璋为第二军总统兼统禁卫军,以资拱卫’,并‘命署湖广总督段祺瑞就近兼统第一军,庶足内外并顾,各专责成。’”[冯耿光:《荫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355页。]

  这样,袁世凯从10月中旬被起用,到11月中旬,经他潜心运筹,不仅把自己被清廷罢斥以来失去的兵权全数取回,而且连帝党经营的禁卫军也揽到他的掌握之中,此刻,袁世凯才慢条斯理地正式进京就任总理大臣。

  其时的中国,大体形势是,南方各省已不同程度地被革命党所控制,北方的直隶、河南等省尚在清廷治下,形成一种“南北对峙”的局面。而经过以上周密布置,袁世凯已成为北方势力的唯一代表。他的基本策略是,利用清廷行将覆亡的局势和革命党人的软弱幼稚,来火中取栗:

  一方面借革命的燎原之势,逼迫清廷将全部军政大权转交自己之手;

  另一方面,又借清廷的名义,调集北方实力,从军事上对首义之区的武汉军民给予重创,在惩贷之余,再投以和谈诱饵。

  如此软硬兼施,使革命党人与清廷皆进入彀中。

  民国初年,清前湖广总督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论及阳夏之役间清廷起用袁世凯的后果说:

  项城一出,而清社遂屋矣。当其奉命督师也,徘徊于豫楚之间,不肯直入鄂境。卒以夤缘组阁,遄回京师,大权独握……嗣复授意前驱各将领,联衔力请逊位,沪上僦居某督等和之,商界各巨子亦和之。英国公使某君,亦复为之声援。十二月廿五日逊位诏书颁出,二百六十八年之天下,从此断送,哀何可言。[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

  这里发出的是清朝遗老的哀叹,却也真切反映了袁世凯窃取国柄的伎俩。

  袁世凯的谋略能够得逞,军事上的原因,乃是由于阳夏战争中民军受挫,致使革命党人在南北议和中处于不利地位,只得任袁氏玩弄清廷与南军于股掌之上。从这一意义而言,阳夏战争是袁氏崛起的关键性一役,也是辛亥革命由胜利的顶峰跌落下来的转折点。

武昌起义后停泊在汉口江面上的外国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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