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52）
第八章 汉沪宁京角力
保全全国旧有疆土，以巩固国家之地位。
消融一切种族界限，以弭永久之竞争。
发挥人道主义，以图国民之幸福。
缩减战争时地，以速平和之恢复。
联络全国军民，以促共和之实行。
—— 赵凤昌：《拟定政见五条》
民军经过四十余天的浴血奋战，终于在11月27日撤离汉阳，退守武昌。此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方势力，与湖北军政府始而“停战”，继而“议和”，议和的范围由湖北扩及到全国，形势随之急转直下。
如果说，从武昌起义到阳夏战争，革命处于蓬勃发展阶段，党人活动的主要形式是与清廷进行武装斗争，革命营垒内部虽然存在着种种分歧，但斗争的大方向却是一致的，那么，阳夏之役沉寂以后，帝国主义支持的专制买办势力同革命党人之间的较量，则转而以政治斗争为主要形式。由“排满”集结起来的革命阵营，逐渐失却共同的目标，日益发生分化，袁世凯便乘机捭阖纵横，一方面以军事实力和战役优势做后盾，压湖北军政府和谈；另一方面又借各省易帜独立、力倡共和、声言北伐的威势，逼清廷向自己拱手交权。而革命党人却在密锣紧鼓的停战议和喧声中，渐次丧失掌控局势的主导权。
第一节 阳夏战争期间的和谈尝试
一、袁世凯剿抚兼施的两面手法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在如何扑灭渐成燎原之势的革命烈火的问题上，出现了两派意见：“一派主张严申军令，用亲贵督师，以张挞伐；一派主张起用袁世凯。争不能决，乃奏请隆裕太后决定。太后主起用袁，议乃定。”[ 叶GFBA庵：《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越风》辛亥革命纪念特刊。]袁世凯出山前后，清廷对付革命的方略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起用袁世凯之前，清廷对湖北民军的态度是“一致主剿”。1911年10月12日(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即武昌起义后两天)，清廷的上谕，在重谴瑞澂失职之后宣布，“并著军咨府陆军部迅派陆军两镇，陆续开拔，赴鄂剿办”，“陆军大臣荫昌著督兵迅速前往，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归节制调遣。并著瑞澂会同妥速筹办，务须及早扑灭，毋令匪势蔓延”[ 《武昌起义清方档案》，《辛亥革命》(五)，第291页。]。这里强调的是“剿办”，并未流露“招抚”的意向。
然而，老谋深算的袁世凯（1859—1916）却另有一番打算。他明白，清政府危机四伏，已到风烛残年，而革命党又决非一般的起事“暴民”，他们有组织、有计划、有现代知识，不可等闲视之。袁世凯的这种考虑，在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已对自己的亲信部属谈及。10月25日，冯国璋在一封函件中曾这样追述袁世凯的想法：
此次战事全局，在宫保意见，以为乱党颇有知识，与寻常土匪为乱，情势迥有不同。且占据武汉，是负隅之势已成。又兼厂工未停，火器日出不穷，势力如此之大，诚有不可轻视者。[ 《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90页]
袁世凯深知，以清廷残破的国力，要将革命烈火全然扑灭下去，已不可能，只有采取剿抚兼施的两面手法，将军事镇压与政治欺骗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收到迫民军就范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