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52）(2)
10月14日，清廷下诏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但袁世凯为抬高自己的身价，迫清廷交权，一再以“足疾未愈”作托辞，不肯就职。清廷明白，北洋将领非袁世凯无人可以驾驭，由荫昌一类亲贵用事，大局是无可挽回的。所以除致电恳请袁世凯出山外，还派内阁协理大臣、袁世凯的老部属徐世昌（1855—1939）亲赴河南彰德，敦促袁世凯走马上任。袁世凯见徐世昌，面述了“出山”的六个条件：
(1)明年即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宽容参与此次事变诸人。(4)解除党禁。(5)授予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6)须予以十分充足的军费。[ 转引自李宗一著：《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5页。]
在袁世凯提出的这六个条件中，五、六两条是直接向清廷索取军权，以便掌握打击民军、要挟清廷的实力；其他几条都包含着以政治手段分化瓦解革命党人的意蕴。而清廷出于局势的危急和自身力量的薄弱，在经过一番犹豫之后，也只得对袁世凯的要求予以首肯，并在袁世凯的头衔中特别加上“督办剿抚事宜”几字，清廷加给袁世凯头衔的全称是：“钦差大臣太子太保节制赴援水陆各军督办剿抚事宜湖广总督”，这与武昌起义爆发之初，清廷给荫昌下达的任务只有“剿办”一项是显著不同的（清廷军咨府、海军部给陆军大臣荫昌的指令是“大驾抵鄂进攻匪巢”）。
袁世凯“剿抚兼施”的两面策略的制定和实施，对于辛亥革命后期全国政治局势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南北间的最初接触
10月中下旬，袁世凯虽然还在家乡彰德故作姿态，不肯出山正式就职，但他已经在为推行其剿抚兼施策略做各种准备。他一方面电请招募新兵，罗致旧部，加紧汉口的军事进攻，争取“筹备完全，厚集兵力”，以期将民军“一鼓荡平”[ 《袁世凯致荫昌电》，江苏人民出版社《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第190页。]；一方面又暗地开始对湖北民军进行诱降，并将诱降活动的重点放在被湖北民军胁迫，时任湖北军政府都督的黎元洪身上。为此，袁世凯决计起用刘承恩做密使。
湖北谷城人刘承恩，早年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后投袁世凯幕府，随袁赴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1900年调任湖北武建左旗第一营管带，后留驻广西十余年，既是袁世凯的心腹，又是黎元洪的旧交。1911年10月15日(辛亥八月二十四日)，刘承恩刚从清江回到家里，10月19日即被袁世凯召到河南彰德，委以办理南下招抚事宜。
10月中下旬，阳夏战争正在紧张进行。刘承恩为了与湖北军政府取得联系，先同正在北方的“争铁路民有的代表”张伯烈接触。刘承恩向张伯烈透露了袁世凯愿与民军和谈的意图。以后，张伯烈南下，于10月30日在湖北新沟被汉川民军司令梁钟汉截获。经一番沟通后，张伯烈对梁钟汉陈述始末：
清廷已起用袁世凯，袁氏挟削职归里之怨，或有起而代之的打算。但能否与革命军真正合作，或出于利用一途，尚难揣测。据接近袁氏的刘承恩讲：袁氏可与革命军合作。拟即晋省，报告黎都督。目前战事不能长久，当有和议的转机。[ 梁钟汉：《我参加革命的经过》，《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26页。]
张伯烈离开新沟到武昌后，如何转述刘承恩传递的信息，已不得其详，故张伯烈向梁钟汉介绍刘承恩“和议”使命的相关信息，是目前所知的袁世凯向湖北民军方面放出的最早和谈试探气球。
10月31日，袁世凯从彰德抵达信阳，正式接任钦差大臣；11月1日，清廷又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此后，袁世凯更加紧了剿抚兼施的步骤。
11月1日，冯国璋部攻陷汉口；11月2日，袁世凯抵达湖北孝感，“即派其随员蔡廷干、刘承恩代表至汉，作和议之试探”[ 胡祖舜：《六十谈往》。]。刘承恩在汉口找到日本人高木洁松等代为向武昌送信。据刘承恩给袁世凯的呈文说：“九月(阴历——引者)内往武昌通信，难以觅人，遂邀请三井洋行之日本商人高木洁松、尾喜惣太两人过江送信，第二次又过江粘贴上谕告示，旋被扣留九日，始行释放。”[ 《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辛亥革命》(八)，第20页。]12月11日，清内阁曾奏请给三井洋行日本商人“高木洁松、尾喜惣太二人各四等宝星，以示优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49页。]，可见清廷及袁世凯对与南军谈判的重视。
高本洁松、尾喜惣太转送的刘承恩致黎元洪书信共有三函，前两函已不可考，但从第三函行文得知，黎元洪对前两函没有作复。刘承恩在第三函中向黎元洪转达了“事宜和平了结”的意向，书称：
顷奉项城宫保谕开，刻下朝廷有旨：(一)下罪己之诏，(二)实行立宪，(三)赦开党禁，(四)皇族不问国政。
信中并对黎元洪等人引诱道：
诸公皆大材榱G9884，不独不咎既往，尚可定必重用，相助办理朝政也。且项城之为人诚信，阁下亦必素所深知，此次更不致失信于诸公也。[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7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