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52）(3)
阳夏战争之际的黎元洪，还未能掌握军政府实权，他接到刘承恩以“乡愚弟”自称的上述信件，当然不敢自作主张，便询问军政府成员应如何应对，众人都主张置之不理。于是，湖北军政府与袁世凯之间的信件往还，曾中断数日。袁世凯于11月3日致内阁电文说：“已令前敌暂停进。一面出示晓谕招抚，令鄂员作书，雇洋人往武昌向黎逆宣布圣德，劝解投顺。倘逾数日无确复，即立限时刻，猛攻汉阳。”[ 《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第65页。]
11月4日袁世凯致内阁电又说：“前日令营务处刘承恩及张彪等，致函黎元洪，招其归顺，使洋人送往。时接复书，称现开会议，一二日定局再告，语气尚恭顺，然匪心叵测，备战仍不敢懈。”[ 《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第67页。]从此电可知，袁世凯在11月3日、4日之间曾收到黎元洪的回函，其“语气尚恭顺”。
另据刘承恩呈袁世凯信，11月7日，刘承恩曾派侦探王洪胜过江，到武昌见黎元洪，并有王、黎之间的问答记录。王洪胜由平湖门进城，经过盘查，送至黎元洪处，黎问王“何处人?”王答：“湖北襄阳。”黎问：“随刘多久?”王答：“十几年。”黎说：“和谈事，如在汉口作战以前，较为好办；现在为时已晚。要和，须将皇族集中居住，供以衣食，不得过问汉人之事。”王答：“政府大臣，旗人已开缺，袁宫保为总理大臣。”黎说：“宫保此时不应出来，前任直隶开缺，现因有乱事，又请宫保出来，满人何不自己带兵打仗?此时不将皇上推倒，随便言和，将来更无良法。”最后黎嘱王将所言转告刘承恩，并谓刘如能过江一谈，届时将派人到江边迎接。[ 《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第69~70页]这是黎元洪第一次与北军代表接触。
王洪胜回汉口向刘报告，刘承恩还不放心，又请俄国驻汉口领事奥斯特罗维尔霍夫(旧译敖康夫)致书黎元洪接洽。经过这番周旋，11月10日刘承恩始同广东人、海军正参领蔡廷干带着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的介绍信，乘俄领事所备小轮到武昌城外。当时，革命党人对于是否接见蔡、刘，有两种意见：孙武、胡瑛认为既有英领介绍信，不妨一见；吴兆麟、张振武力主反对。黎元洪采纳了第一种意见，他派顾问孙发绪、李国镛前往江边迎接。11月11日，刘承恩、蔡廷干在孙发绪、李国镛陪同下，由民军卫队保护，由汉阳门入，直达军政府。至都督府后，黎元洪原想单独会晤，以探明来意，但革命党人不愿让黎元洪与刘承恩等私相授受，故决定召开大会，共同商议。其场面是这样的：刘承恩、蔡廷干由“招待员导入议事厅，黎都督及各部长均出，各行宾主礼毕，分别就座”[郭孝成：《议和始末》，《辛亥革命》(八)，第65页。]。
蔡廷干、刘承恩二人因无大会商议的思想准备，所以在会上神态极为困窘。黎元洪首先请北来代表发言，刘、蔡二人又互推再三，蔡廷干始云，袁宫保不愿以武力解决，而政治解决又要根据中国的特别国情，第一步只能实行君主立宪。继由刘承恩发言。刘先述自己的履历，表明乡土关系，次谓袁项城出山，调自己随营办事，现奉命与黎都督接洽和议。讲到这里，话锋一转：如大家赞成君主立宪，两军即可息战，以免生灵涂炭。湖北军政府方面发言的是汤化龙、胡瑞霖、孙发绪三人，他们都讲了一套要民主共和，不要君主立宪的道理。[参见《李国镛起义日记》，《近代史资料》总第25号。]民军方面的发言人表示，“万无与朱温同类之袁世凯相妥协之理，并痛斥其谋杀吴禄贞之罪”[居正：《梅川日记》，第61页。]。会场外还有群众示威，抗议袁世凯暗杀吴禄贞。
在会上，黎元洪也有一番答辞。他对袁世凯的“和平”方案反应“温和”[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79页。]，还劝袁世凯“返旆北征，克复汴冀”。并说，如果这样做，“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郭孝成：《议和始末》，《辛亥革命》(八)，第66页。]。这是民军方面首次作出的“袁世凯如能反清”，将以“总统之位相赠”的许诺。
蔡廷干、刘承恩因需等候回信，是日即下榻都督府内。第二天(11月12日)，蔡、刘携带黎元洪致袁世凯书返回汉口。孙发绪、李国镛送其过江。
这封由汤化龙起草的《黎元洪致袁世凯书》，内容主要是揭露清廷歧视汉官、利用汉人打汉人的故伎，指出袁世凯有“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危险，并力劝袁世凯“起中州健儿，直捣幽燕”[黎致袁书分见《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265~281页;《湖北革命知之录》，第353~360页;《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第72页。]。这无疑明确地表白：民军不仅未以袁世凯为主要打击目标，而且寄深望于袁氏反清。
11月13日，袁世凯的僚佐蔡廷干赴北京晋见袁世凯。蔡在汇报时，特别谈及湖北革命党人年岁甚轻，对此点的强调甚至超过关于党人坚持共和立场。[ 西里尔. 珀尔：《马礼逊在北京》，第230—231页，转引自《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92页。]
蔡廷干离汉后，刘承恩则应孙发绪之约，于11月14日再会于汉口德明饭店。参加会谈者，有北军高级军官王遇甲、易甲鹇以及德国人延兴阿。[ 《李国镛起义日记》，《近代史资料》总第25号，第505页。]这次会谈虽是私人接触，未达成什么协议，但袁、黎结交更进了一步。
三、民军方面寄望袁世凯
阳夏战争期间，袁世凯派刘承恩、蔡廷干到武昌与湖北军政府接触，并不敢企望民军放下武器，低首就抚；袁氏的目的也不在于坚持君主立宪，保留清廷，他深知，这是以“推翻清廷、建立共和政体”为宗旨的党人所决不允许的。袁世凯派人与民军接触，真实意图在于，清军无法一举扑灭民军，需要以政治诱降作配合。这在11月4日袁世凯给清廷的奏电和11月6日清廷的回电中透露得很清楚。当时，清军已攻占汉口，但兵力不足以进攻汉阳、武昌，袁世凯的奏电说：“陆军出发仅万余人，除拨守后路及伤亡外，应敌仅及万人，苦战七八日，坚守又数日，以万人分守江岸二十余里”，大有捉襟见肘之状；“拟就此兵力，谋攻汉阳，而顾此失彼，亦多涉险”。面对这种境况，袁世凯寄希望于“向武昌宣布德意”，以待黎元洪的“降服”。[ 《袁世凯奏报兵力不足暂停反攻武昌汉阳及清帝谕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第204-2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