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52）(4)
可见，袁世凯派人与武昌方面谈判，是在自身兵力不足的情况下，施展的一种迷惑对方的缓兵之计。此外，袁世凯派人与民军接触，还有刺探情报的意图。袁世凯给清廷的奏折中说，蔡廷干、刘承恩“单舸匹马，蹀躞枪林弹雨之间，卒能侦悉革党内情，于军事甚有裨益”[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23页。]。当然，袁世凯派人与民军接触的更重要目的，则是试探革命党方面对袁本人的态度。而试探的结果使袁氏大喜过望：不仅黎元洪对他表示敬重，连黄兴这样的革命领袖也对他寄予厚望。
11月9日，黄兴从战火纷飞的汉阳前线致书袁世凯，对袁发出呼吁：
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 《致袁世凯书》，《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2页。]
争取袁世凯反清，把袁氏比作拿破仑、华盛顿，并非黄兴个人的天真愿望。早在10月20日，湖北革命党的著名报人胡石庵（1879—1926）在得知袁世凯已接湖广总督之命以后，认为“袁果亲来，吾军万非其敌，大势去矣，顾终无良策阻其不来。寻思久之，乃代全鄂人民作书一通致袁世凯。而又恐难达其前，乃设法排印数百封，各加封函，尽投邮局，用各种名称由各地转往”。这封信在力陈“民族、民权二大主义”之后，以袁氏为汉人，又曾被清摄政王载沣逐于国门之外，启发其举兵反清，“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犁扫虏廷，为汉族争百尺光”，寄望袁氏——
何不以迅雷之势，建不世之业?汉族之华盛顿，惟阁下之是望。[ 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第93-95页。]
胡石庵自作主张“代全鄂人民”写的这封致袁世凯书，竟与11月9日的黄兴致袁世凯书从思路到语言均极相似，颇能代表当时一般党人的想法。
民军方面对袁世凯抱有幻想，除因实力对比迫使敬袁、用袁外，还由于党人向以“排满”为革命主旨，汉族官僚、军阀亦是争取对象。总之，革命派缺乏单独挑起推翻宗法专制政权重担的力量和气魄，当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之际，便把希望寄托在汉族官僚实力派的“反戈”之上。这样，早有出卖戊戌变法、镇压义和团运动等劣迹的袁世凯，竟被黄兴、胡石庵等人以拿破仑、华盛顿相期许，这就埋下了辛亥革命丧权的伏笔。
当然，作为革命家的黄兴，对袁世凯的和谈用意，也是有所提防的。黄兴在致书袁世凯的同一天(11月9日)，曾发出密谕，告诫民军将士警惕袁世凯和谈利诱的危险性。密谕说：
现袁已派心腹多名，分道驰往各省发布传单，演说谕众，冀离间我同胞之心，涣散
我已成之势，设心之诡，用计之毒，诚堪痛恨![ 《对民军将士的密谕》，《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0页。]
这表明，黄兴对袁世凯的叵测居心，并非没有认识。黄兴等革命党人当时活动的重点，仍然摆在武装斗争上，力争在战场上解决问题。
说明党人对袁世凯的和谈阴谋有所警惕的又一例证是，11月中旬，湖北军政府曾以黎元洪名义给袁世凯一封复信，揭露袁氏“佯持中立，于汉满两面，若皆无所为”，其实却“欲收渔人之利”，“屡出甘言，思以诈术，懈我军心”[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81页。]。
然而，这类比较清醒的看法并未坚持到底，党人由于幼稚和软弱，不愿进行长期、艰苦的革命战争，扫荡宗法专制势力，而是想尽快赢得廉价的“革命成功”，便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往袁世凯设置的圈套里钻。
总之，党人对袁世凯的态度是矛盾的：既意识到袁世凯包藏祸心，应当警惕；又认为此人实力雄厚，必须争取，并天真地以为，只要袁氏反戈，即大功告成，为此，共和国大总统一席拱手让袁也在所不惜。这一意向，在黎元洪致袁世凯书中表露得十分清楚：
公果能来归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82页。]
民军方面的这类表态，使袁世凯清楚地洞察到民军方面的弱点。但要使党人完全就范，还必须以剿促抚，加强军事进攻。于是，袁世凯在11月14日下令“猛攻汉阳”。这样，南北和谈又暂告停顿。
孙中山当然不信任袁世凯，但从策略考虑，也认为争取袁氏反清是可取的办法，为此，推袁作总统是可以考虑的。11月16日，尚在海外的孙中山致电湖北军政府，表示赞成黎元洪的“推袁之说”，认为“合宜亦善”[ 《致民国军政府电》，《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7页。]。12月21日，孙中山从欧洲回到香港，在与胡汉民、廖仲恺谈话中说：
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州，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州以为恶，而其基础己远不如，覆之自易。[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9页。文中“满州”为“满洲”之误。]
孙中山的见解较为清醒、明智，但无法阻止此后局势朝着袁世凯取得国家权力的方向转化。12月25日，孙中山从香港抵达上海，26日即与黄兴、宋教仁、陈其美、胡汉民、汪精卫等开会，议决举孙为临时大总统。12月29日，各省都督府代表会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同日，孙致电袁世凯，望其反正，民国总统“虚位以待”[ 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6页。]。这便为两个月后袁世凯取孙之临时大总统而代之埋下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