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54）(4)
12月14日黎元洪致电各省都督说：
清使唐绍仪已于二十一日到汉，因外交长伍公无暇来汉，遂商请唐赴沪，唐慨允，遂于今晨乘洞庭轮往沪矣。[ 《黎副总统政书》卷2，第8页。]
黎元洪派胡瑛、王正廷及温宗尧、汪精卫、钮永建为议和参议，与唐绍仪一起乘轮东下。王正廷作为黎元洪代表出席了12月18日在上海南京路市政厅举行的南北议和会议。伍廷芳（1842—1922）以“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大都督黎”的全权代表（南方民军全权代表）身份参加谈判；唐绍仪以“钦命全权大臣内阁总理大臣袁”的全权代表身份参加谈判。
停战议和，本应先停战后议和，但上海议和会议举行时，一些地区还在交战，故和议中有第四次停战内容。伍廷芳提出，自12月31日上午八时起所有山西、陕西、湖北、安徽、江苏等处之清军，五日之内退出原驻地百里之外。唐绍仪当即表示同意，并电告袁世凯已议定签押，袁不得已，只好以万急电报转饬取代冯国璋到湖北前线任指挥官的段祺瑞遵行，并谓：
我军所驻地方本甚危险，亦宜早定进退。请妥为布置，分起分路迅即退在百里外，择地屯扎。饬黄道等带巡警办事。[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7页。]
当上海和议紧张进行之际，英国驻汉领事数次向武昌方面打招呼：可由各国驻汉领事出面担保武汉三镇战事平息。武昌方面的答复是：征得各省同意，清军须全数退出武胜关以北，清军撤退时，民军不予追击；清军各种辎重，准其携回。伍廷芳自上海致电武昌，亦谓唐绍仪接清内阁电，同意清军北撤，但因辎重甚多，恐五日之内不能尽退出百里之外。这样，在武汉前线的民、清双方先达成“五日退兵之约”，接着又宣布继续停战十五日。但在此间，清军并未遵约退兵，还多次轰击武昌，清军的前线指挥段祺瑞和英国领事的解释是，清军接到内阁停火之电文太晚。[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8、331页。]其实，清军继续炮轰武昌的真正原因在于，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对此十分恼火，武汉前线清军秉承其意，向武昌方面开火，以示惩罚。
袁世凯、段祺瑞的军事恐吓对黎元洪立即发挥了作用。黎元洪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当天，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各省都督，吹捧袁世凯“胸怀磊落，名满天下”，这次未能当选大总统，“识者惜之”，并要伍廷芳转达唐绍仪：希袁世凯立即休战，“否则冠裳之会，变为干戈”[ 《黎副总统政书》卷4，第1页。]。这实际上是在说：只要袁世凯停战，便作“冠裳之会”，民国大总统之位舍袁莫属。
袁世凯见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大为失望，他决定直接插手南北和谈。1月2日，袁世凯批准唐绍仪及北方十三省代表的辞呈，并电告伍廷芳，以后南京政府与袁世凯“直接往返电商”南北和谈事宜。[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第53页。]袁世凯还授意部下扬言：“民军既举有总统，同人生计将绝”，“此后之战，皆为项城，非为满洲”[ 《黎副总统政书》卷4，第1页。]。明确告诉南方革命党：袁世凯及其部属可以牺牲清室，换取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当袁世凯从南京临时政府和已任副总统的黎元洪那里得到某种保证后，便命清军开始从武汉前线撤退，1912年1月5日，撤出汉阳，1月6日撤出汉口，1月10日，清军司令部自汉口迁往孝感。以武汉三镇为主要战场的南北之战，正式告一段落。
袁世凯从武汉战场腾出手来以后，集中力量剿灭北方民军，以巩固其后方。山西民军军务部长温士泉曾于1912年1月11日致电孙中山揭露袁世凯的阴谋：“袁贼远交近攻之策，阳与省议和，暗调第三镇全部及第六镇混成协，于十月十八日(阴历——引者注)晚猛攻娘子关。”[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第55页。]但南方革命党人在妥协思想指导下，并未充分注意袁世凯的这一阴谋。
第三节 半途而废的北伐
1911年12月至1912年1月，湖北军政府在与清方交涉停战议和的同时，也曾组织力量准备北伐，企图用武力战胜袁世凯的北洋军，攻克北京，推翻清廷。
一、湖北军政府吁请援军及各省增援湖北
论及1911年至1912年之交的“北伐”，必须先从湖北军政府吁请各省援鄂说起。
1911年11月，面对北军的威压，湖北军政府向各易帜独立省份发出请援通电：
连日汉阳剧战，因我军力单薄，半系新募之兵，不能支持，只得退保武昌。窃思武昌关系中国全局，武汉危，即全局难保。元洪当督率将士，誓以死守，以维大局。惟敌人以全力争武汉，同胞必以全力援助，方能取胜，务恳诸大都督，迅速调拨老练之兵，携带枪弹并机关枪新式快炮，星夜来鄂援助，或另分兵他出，以牵敌势，统希裁夺施行，并祈示复！[ 《黎副总统政书》卷1，第14页。]
发电同时，汪思源自请赴湖南乞师，声称效申包胥“秦廷之哭”，不得援军不返鄂。当时曾传诵《汪思源乞师记》一文。
请援电发出后，几日内收到复电不少，计有：湖南谭延闿、九江马毓宝、南昌彭程万、镇江林述庆、上海陈其美、浙江汤寿潜、清江浦蒋雁行、全州赵恒惕、蒙古赵复轩、海丰黄钟英、桂林沈秉堃、广东胡汉民、云南蔡锷、贵州杨荩臣等。离汉赴沪的黄兴，仍对湖北战事念念在兹，他在南京光复后，立即致电黎元洪：
武昌黎都督：南京光复，联军克日来援。黄兴。文。[ （上海）《民立报》1911年12月3日。]
虽然声称援鄂的省区不少，但实际派兵来援的，只有湖南、江西、广西和江苏。
湘军援鄂，最先抵达武汉，人数也比其他各省援军为多。湘军曾参加汉阳保卫战，其作用和表现前已述及。此后，在汉阳失陷、武昌危急之际，湖南又派出一个协，由梅馨率领，编入湘桂联军。梅部1912年1月14日自长沙乘船出发，抵武昌上游金口，后过江驻扎大小军山。梅馨是刺杀湖南焦达峰、陈作新二都督的凶手之一，当然不会为革命尽力，抵鄂后，并未率部参战。湘军协助进攻荆州的王正雅部，因与地方鄂军发生摩擦，黎元洪电商谭延闿，拟将王部调往鄂东驻扎，“以厚兵力”[ 《黎副总统政书》卷5，第4页。]。但王部并未赴黄州，而是返回湖南。
此外，湖南沅州民军曾于1912年1月20日致电黎元洪，愿“照新军兵制编成一协，自备口粮来鄂投效，协同北征。伏念民气既不可遏，故电请钧命，知照……沿途官府免致惊扰”[见《黎副总统政书》卷5。]。黎元洪回电说：
热心公难，钦感之至。刻幸各省援兵，业敷分布，且在停战期内，请暂就地训练，一俟开战，当再电借重。[见《黎副总统政书》卷5。]
沅州民军再次请缨北伐，2月12日来电说：
援兵虽敷分布，开仗之期未远，合先自备川资来鄂操练，一俟北征，愿效前驱，舆情迫请，义当如此。书生不知兵，然善用民气，东西各邦所贵，故再乞电示。[见《黎副总统政书》卷6。] 黎元洪回电说：
壮志北伐，无任感佩，但南北军现已联合，共和目的不日可以达到，请就近维持内治，切勿来鄂。[见《黎副总统政书》卷6。]
由于黎元洪此时的系念全在停战议和，沅州民军的“北征”之请，终被断然拒绝。
继湖南之后派军队援鄂的是广西。
援鄂桂军，先以混成协为主力，加入学生军北伐敢死队，共约三千人，由协统赵恒惕率领，桂军参谋耿毅随行。耿原为同盟会广西主盟人，故军中革命空气较浓。1月5日(辛亥九月十五日)桂军从桂林出发，开到长沙时，已闻汉阳失守。当由耿毅带少数人赴鄂探明情况，再定行止。后来桂军被编为右路军，又改称北伐第二军，赵恒惕任总司令官，耿毅为参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