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56）(4)
蒸日得代表团来电，知先生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当即致电金陵，奉呈左右，为四万万同胞忭贺。昨接陈都督来电，知先生改定正朔，与民更始；并于元旦到宁就任。前电谅邀钧鉴。同人正值开会庆祝，忽奉先生由沪真电，奖借逾恒，莫名惭悚，伏思元洪才识凡庸，素无表见，此次发难，皆赖群策群力，共赴事机，元洪何人，敢叨天之功以己有。先生首倡大义，奔走呼号二十年如一日，薄海内外莫不钦仰高风，濡沐仁化。西哲云：“言论者事实之母”，此次实行，岂惟元洪身受其赐，我黄帝在天之灵，实式凭之。乃至德冲虚，益自谦抑，捧读之下，感愧交集。武汉独当敌冲，任大责重，深惧弗胜，惟有夙夜孳孳，万不敢稍恃和议致懈枕戈。[ 《黎副总统政书》卷4，第5页。]
黎元洪所表示的态度虽然堂而皇之，但他暗地却策划武昌集团诸人四出活动，争取副总统一职。1912年1月3日南京代表会致电武昌黎元洪：
各省代表会于元年元月二日决议选举临时副总统，即于三日上午十时开选举临时副总统大会，我公当选。除通告全国外，并由本会特派员赍各省代表签名书，敬呈钧鉴，兼表欢迎。[ 《黎副总统政书》卷4，第7页。]
临时政府也电告黎元洪：
今日参议院选举副总统，经全体投票，选举我公充任，共庆得人，谨为民国前途贺。[ 《黎副总统政书》卷4，第7页。]
1月4日黎元洪发出了致南京政府并各省代表及各省都督的通电，他说：
连接各省代表会与本省代表来电，知中央政府举元洪为临时副总统。闻命之余，惭悚交并。元洪才识平庸，素无表见，自起义以来，全赖群策群力，互相维持，以武汉一隅而收十七省益地之图，以前后两月而雪三百年敷天之愤，诸君子创其苦因，而元洪收其乐果。纵诸君子谬蒙推奖，能勿恧然。现在和议未定，战事方棘，尚望诸君子坚矢初心，共襄盛业，勿争权利而越范围，勿怀意见而分门户，勿轻敌而有骄心，勿畏难而萌退志。岂惟我中国父兄子弟群相托命，环球万国将于是观听随之。元洪有厚望焉![ 《黎副总统政书》卷4，第6页。]
黎元洪这番貌似谦逊的答词，其实却是在摆出“首义元勋”的架势，教训别人应当顾全大局、注意团结，而在暗地里，黎元洪自己却加紧了结党营私，争权夺利的步伐。
四、武昌集团对南京临时政府的怨望与民社成立
南京临时政府是在上海集团居优势的情形下建立起来的。除黎元洪当选并无实权的副总统外，武昌首义诸人均未进入临时政府。在筹组政府人选时，孙中山刚自海外返国，对包括湖北在内的国内情形自难以有具体了解，人事安排多由黄兴裁决。当时，湖北籍参议员刘成禺等向孙中山建言：“宜宠异武昌诸将，勿令怨望。”[ 《太炎先生自订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126页。]但黄兴失望于首义诸公，不愿进行推介，孙中山也就无法照顾。筹组政府时，于右任曾访黄兴，提示应注意武汉首义同志。因黄兴厌恶武汉数人，尤其认为“孙武到上海，态度殊惹人厌”，陈其美作为江浙党人的代表，也主张不必照顾武昌方面，这样，临时政府总长，无一武昌首义参加者；次长虽有五个湖北人，但皆不是首义参加者，如陆军部次长蒋作宾、海军部次长汤芗铭、财政部次长王鸿猷、外交部次长魏宸组、内务部次长居正，多是首义时不在现场的留学生。此外，黄兴还任命汤化龙为陆军部秘书长，宋教仁又任汤化龙为法制局副局长。武昌集团对此当然十分不满，诋之为“败将逃官，沆瀣一气”。章太炎也说：“孙尧卿至南京，不用。时黎公已被副选，诸将请仍称大元帅，移书南京，称汤化龙为逃官，不当任用。两府之怨，自此起矣。”[ 《太炎先生自订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126页。]同盟会员查光佛则侧重从揭露孙武的角度，记述临时政府的职务分配情况：
孙武至宁意在陆军次长，鄂人亦多为宣言争持者；本以其声名素劣，在党人中屡失信用，且不学无术，而黄亦以军事非己所长，欲得军事学识较优者为佐，而孙非其人，且在汉阳时孙多与掣肘，雅不善也。[ 查光佛：《武汉阳秋》。]
孙武兴冲冲去南京，结果却碰了一鼻子灰。当时还有一些在南京的鄂籍军人，如湖北沔阳人唐克明、阳新人石星川、黄冈人夏占奎，因未获显要军职，也对临时政府大生怨望，“均以孙(武)为奇货争迎合之”[ 查光佛：《武汉阳秋》。]此外，早就进入湖北军政府的政客孙发绪，也在首义诸人面前挑拨道：“南京政府排鄂，鄂人功高材多，应另树一帜，以与之相抗。”[ 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辛亥首义回忆录》第四辑，第83页。]孙武得到这批人的支持和黎元洪的暗中赞助，便跑到上海活动，与鄂籍议员刘成禺联络失意党人和政客，1912年1月在上海成立民社。列名发起者，有黎元洪、孙武、蓝天蔚、谭延闿、王正廷、朱瑞、张振武、吴敬恒、刘成禺、宁调元、孙发绪等。其中主事者为孙武，最活跃的是孙发绪，黎元洪则是后盾，武汉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宋炜臣、蔡辅卿等也与之互通声息。当时，湖北人黄侃为上海《民声日报》经理，刘瑗为编辑。黄侃出于地域偏见，支持民社，反对南京临时政府。《民声日报》成为民社的喉舌。该报曾发表刘瑗文章，痛诋南京临时政府和同盟会。文章说：“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非同盟会之中国，由来革命之功，黎君创其始，袁君终之也。除此二君成功之外，国民不与焉。”荒谬地把革命之功加在黎元洪、袁世凯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