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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首义史》(连载57)

辛亥革命网 2015-08-11 13:52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冯天瑜,张笃勤 查看:22271
民社在上海成立后,孙武回到湖北,又在武昌成立民社分社,拥黎元洪为理事长,公开与同盟会立异。

  民社在上海成立后,孙武回到湖北,又在武昌成立民社分社,拥黎元洪为理事长,公开与同盟会立异。湖北参加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参议员原为孙武、彭汉遗、徐声全,孙武因与南京对抗,不接受参议员名义,改以时功玖、张伯烈、刘成禺三人任参议员。时功玖、刘成禺本为老同盟会员,因有怨于黄兴,倒向孙武一边,成为民社在南京的代理人,凡南京有所举动,时、刘必先告武昌,武昌便对南京的做法加以抵制。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官僚政客集团处处与临时政府闹独立性。这首先表现在黎元洪迟迟不愿放弃大元帅职务上。根据各省代表会原来的决议,大元帅是在大总统选举以前代行政务的临时性职务,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大元帅应随之取消,但黎元洪为了抓军事实权,仍然以大元帅名义行事。这明显地表现出对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不尊重。

  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也与孙中山及南京临时政府分庭抗礼。如1912年1月9日,武昌方面电请临时政府颁发国旗式样。各省代表会代行参议院职权,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请大总统通告各省。但武昌方面坚持以十八星旗作国旗。最后,临时政府采取调和办法:以五色旗为国旗,十八星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

  财政方面,武昌也向南京闹独立性。当时南京临时政府财政万分困难,所谓“财用急于星火,筹款难于登天”。对于临时政府的这种处境,武昌方面不但不予支持,反而多有责难。一如,电拒南京临时政府对沙市、宜昌、江汉三关的税收要求;又如,南京临时政府拟向招商局借款,先电武昌,“务望贵处赞成,可稍纾贵处及中央政府财政之困难”,武昌方面的回答却是:“群情愤懑,抗议之声达于道路”,以“民心不服”为由,断然拒绝了南京临时政府的要求。[《黎副总统政书》卷6,第28页。]

  武昌对刚具民主雏形的南京参议院也很不客气。湖北省参议员因与政府为难,违反议会规则,议长予以纠正,湖北议员即拒绝出席,并电武昌,以辞职为要挟。黎元洪不但不批评湖北参议员,反而据以诘责参议院:“该参议员等恐失国体,抗议反对,乃系应行之职权,何议长竟在场呵斥,是否有违参议院之章程而失民国参议会性质?该议员等辞职,敝省决不承认。”

  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对于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的态度是如此骄横跋扈,但对于袁世凯却全然是一副摇尾乞怜的媚态。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唯恐“避席”不及,立即宣称:“现在政体解决,元洪副总统及大元帅之职,已向参议院电辞,俟重新举定后,即行解职。”[《黎副总统政书》卷7。]袁世凯接任大总统,黎元洪立表竭诚拥戴。他回电蒙古王公联合会说:“推举袁项城任新政府大总统,为救时之要着,鸿才卓识,钦佩曷极。”[《黎副总统政书》卷6,第27页。] 2月14日黎元洪致电袁世凯:“民国成立,万众欢呼,去帝制而进共和,化干戈而讲揖让,大功所在,国人皆称道我公不置。”[ 《黎副总统政书》卷6,第25页,卷7,第1页。]竟把建立民国的功劳,写到袁世凯的账上。黎还肉麻地吹捧袁世凯“望重中外,才贯天人”[ 《黎副总统政书》卷6,第25页,卷7,第1页。]。

  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官僚政客集团,对于先后担任大总统的孙中山和袁世凯,前倨而后恭,态度迥然有别。旧人物黎元洪以“首义元勋”身份出任副总统,在临时政府内部起到离心作用。与此同时,他又充当了袁世凯的代理人和附庸。这在定都之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五、定都之争

  1912年2月上旬,因为北方势力的压迫和临时政府的退让,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让袁世凯作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辞职咨文后面,坚持要求临时政府设于南京,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受任,原临时大总统和国务员方行解职,“以袁公到南京接事日,为文解职之期。”[ 《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18号。]孙中山的这一设计,其苦心在于将袁世凯从封建势力的老巢北京引出来,到革命气氛比较浓厚的南京就职,以便使袁世凯就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留革命成果。

  但是,袁世凯可以空头允诺遵守临时约法,但决不肯离开他经营多年的北洋老巢,他一再峻拒“舍北而南”之议。南方的革命党人章太炎等出于与同盟会的派系之争,也反对以南京作首都,主张“建都当在北京”[ 《时报》1912年2月21日。]。1912年2月,围绕建都北京还是建都南京,北方势力与南方势力之间,以及南方各派系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直接涉及保卫辛亥革命成果的问题。

  在建都之争中,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却自有打算。他们的首要考虑,是反对建都南京。黎元洪所操纵的民社通过其喉舌《民声日报》甚至扬言,如果坚持定都南京,“武汉军界”将与北洋军联合,以武力“倾倒南京政府”[ 《民声日报》1912年2月21日。]。武昌集团打的小算盘是——企图在北京、南京两个方案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以建都武昌作为替代方案。为此,湖北省议会于2月24日作出“请以武昌为国都”的决议[ 《民声日报》1912年2月26日。]。

  黎元洪还调动湖北绅商界,出来要求“建都武昌”。《中华民国公报》2月26日刊发“旅鄂全体浙商”名义的《拟请建都武昌折》,署名者有王予坊、宋炜臣、蔡瑞卿等。该折开头便说:

  夫武昌为首义之区,合二十余行省,实居全国之中心。

  继从交通、工业、商贸、军事诸方面论证武昌优势,最后作结云:

  此则武昌实为国基之所宜,亦即古之建中立极之义也。[ 《中华民国公报》1912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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