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57）(5)
1912年1月10日(旧历十一月二十二日)，张謇向袁世凯发电报，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事向袁释疑:“南省先后独立，事权不统一，暂设临时政府，专为对待独立各省，揆情度势，良非得已。孙中山已宣言，大局一定，即当退位。北方军人，因此怀疑，实未深悉苦衷。”不久，张謇向袁世凯建议，由他赴汉口见段祺瑞，说服他用军人名义通电拥护共和，以促使清帝早日退位。大约在1月下旬，张謇再次致电袁世凯，为袁出谋划策:“设由前敌各军以同意电请政府，云军人虽无参与政权之例，而事关全国人民之前途，必不可南北相持，自为水火。拟呈办法，请政府采纳执行，否则军人即不任战斗之事云云。如是则宫廷必惊……而大事可定矣。所拟办法如下，公如以为可行，须请密电段芝泉等。謇观大势，失此机会，恐更一决裂，此后愈难收拾，幸公图之。”
十二月初五(1912年1月23日)，段祺瑞果然致电内阁:军心动摇，共和思想有难遏之势。十二月初七，段祺瑞再电内阁:各将领力主共和，闻溥伟、载泽阻挠，愤愤不平，拟即联衔陈请。十二月初八，段祺瑞领衔四十七名将领电请清廷明降谕旨，立定共和政体。段祺瑞一连串的逼宫，张謇致袁世凯的两封密电显然起了作用。张謇是否去汉口游说段祺瑞，他的《自编年谱》和《张謇日记》中均无记载，这两封电报，《张季子九录》并未收录，而是保存在《赵凤昌藏札》第一百零八、第一百零九册里，有学者认为，很有可能是赵凤昌所拟而以张謇名义致袁的电稿。
《赵凤昌藏札》中有一份“正副总统及内阁名单稿”，为赵凤昌参与南北秘密谈判时所记，其中总统、副总统、总理人选以及陆军、财政、外交、教育总长与后来袁世凯第一任内阁的这四位总长人选完全相同。赵凤昌在议和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
南北议和到了最后关头，双方在讨论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第一任内阁问题时，同盟会坚持内阁总理必须由同盟会员担任，总理通过之后，再由总理提出阁员全体名单，请参议员投票。袁世凯拒不接受这样的安排。双方互不让步，僵持多日。
在惜阴堂讨论这个问题时，赵凤昌亦列席旁听，觉得唐绍仪对此问题十分为难，便插言道:“我是以地主的资格列席旁听的人，不应有什么主张。但现在对内阁问题，我有一个意见，可以贡献诸君以备参考。我认为新总统的第一任内阁，是新旧总统交替的一个桥梁，所以这国务总理必须是孙、袁两位新旧总统共同信任的人物。我以为只有少川(唐绍仪字)先生最为适当，只要孙、黄两先生不反对，我很想劝少川先生加入同盟会为会员，这就是双方兼顾的办法。”赵凤昌这话刚说完，孙中山、黄兴同时鼓掌，表示欢迎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同时即决定请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南北双方争持不下的问题，于是迎刃而解。
值得一提的是，清帝的退位诏书，竟也先后由赵凤昌的妻弟洪述祖及密友张謇草拟，赵凤昌皆参与意见。其他有关民初政权人事的筹划安排，赵凤昌也建策颇多。[ 参见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
赵凤昌的女儿赵志道1911年10月下旬曾参加红十字救伤队，与黄兴、宋教仁同船，由上海赴武汉，在汉阳前线救死扶伤。赵志道结束救护工作从武汉前线回到上海，见“惜阴堂”家中高朋满座，纵议天下大事。赵志道后来回忆道：
乘船返沪，见先君已除辫，终日与各方人士讨论国事。座上客有章太炎、孙中山、宋教仁、戴天仇、张季直、庄思缄、汤蛰仙等。所议为电请清帝退位及劝袁世凯赞助民国等事。南北议和时，先君常去观渡庐与伍廷芳策划和议条件。闻五色旗寓五族共和意，嘉禾国徽寓以农立国意，皆出先君倡议。[ 赵志道述 杨小佛记：《忆往事》，政协上海市徐汇区委员会供稿。]
足见此时以惜阴堂为枢纽，江浙沪士绅与孙中山、章太炎及宋教仁、戴季陶（天仇）、张謇（季直）、庄蕴宽（思缄）、汤寿潜（蛰仙）等人议及民国创建的种种关键问题，又与湖北军政府及袁世凯、冯国璋的北洋势力交相往还，并同外国使团反复沟通，竭力预防列强干涉，促成清帝退位，从而对辛亥首义以后的中国政局走势发生影响。
辛亥年底，革命中心已从武汉转移到沪宁，当然是全国大局演变、各方力量对比所致，然与赵凤昌等人前台幕后的纵横捭阖，有相当关系。人称赵凤昌为“民国产婆”、“山中宰相”，并非戏言。此时的赵凤昌一力支持孙中山、黄兴。后来袁世凯称帝野心日益昭著，赵凤昌等又主张袁世凯从大总统位下台。
赵凤昌等常州系人士在辛亥首义—民国创立这一历史关头，运筹帷幄，大处着眼，实处着手，且与历史前进的大方向相切合，诚罕见之布衣谋略大师。
从历史的纵深处考察，赵凤昌等常州系人士对民国创立发挥重要作用，不仅归之于他们的政治智慧，更与其厚重的经济—文化含量大有干系。
就经济言之，自明清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江浙即为中国首富之区，故治理天下所赖不出二者：“西北甲兵，东南财赋”。在某种意义上，惜阴堂参议者便代表了“东南财赋”，这是惜阴堂意见举足轻重，无论孙、黄还是袁世凯，乃至外国人必予重视的原因之一。
就文化言之，自明清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江浙乃学术渊薮，乾嘉以降的今文经学发达于此，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开创常州学派，上承《公羊》经说，下启道咸龚自珍、魏源的经世实学，以至光绪间的康有为新学，成为近代变法思潮的一大源流。而清民之际的赵凤昌、张謇、吴殿英、庄蕴宽等承袭“通经致用”、改革求变的家训祖脉，在新时代召唤下，一路走来，顺应并推助民国创立这一历史转机，当为辛亥首义史题中应述之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