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57）(2)
2月26日，黎元洪、孙武控制的民社又发出通电，首先断然否定建都南京，次论在“南北纷争之日，新旧暗斗之时”，不如取折中方案，建都武昌。通电云：
建都问题，京不宜南已成舆论。参议院附和政府少数人之私见，率定南京为临时政府地点，既昧大势，复拂舆情，此吾党所绝对不敢赞同者。际南北纷争之日，新旧暗斗之时……折中定制，莫若武昌。……既涤除北京旧染之污，亦免蹈建业偏安之习。[ 《黎副总统政书》卷7，第23页。]
黎元洪也站出来直抒建都武昌的计划，敦请袁世凯“驾临江汉”。当袁世凯表示执意不肯南下时，黎元洪并不敢坚持己意，他于2月27日致电袁世凯，声明自己赞同定都燕京，并吹嘘袁世凯定都北京的主张是“老谋硕划，无日不为国计安全”[ 《黎副总统政书》卷7。]。黎元洪通电各省时更危言耸听地说：“丁此时机，万分危迫，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 《黎副总统政书》卷8。]在定都问题上，黎元洪及其武昌集团终于充当了袁世凯的传声筒。
定都之争最后以袁世凯取得全胜而告终。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的失败已成定局。
第五节 南北和谈与“惜阴堂”聚会
南北议和之所以改在上海进行，南京临时政府的人事安排与内外政策，清帝退位的酝酿及优待条件，以及武昌集团的失势等，除了受军事上两军对垒、国内外政局变化的影响外，还与会集在上海惜阴堂内的以江浙人士为主体的一班政治智囊的活动有关。
一、“惜阴堂主人”赵凤昌
“惜阴堂”位于上海南洋路十号，是一幢两层西式别墅，主人赵凤昌（1856—1938），字竹君，一字惜阴，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他于上海南阳路建造是宅。
赵凤昌少时入钱庄习贾，后纳资报捐杂职，往广东候补。1884年(光绪十年)，张之洞调职两广总督，赵入张幕府，参预机要。由于赵通达政事文章，精于幕道，甚得张之洞的器重和信任。1889年(光绪十五年)，赵凤昌随张之洞移督湖广，升总文案，总揽督府事务，当时武昌坊间有“湖广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的笑谈。然而，深获总督重用，正易招人忌恨。1893年3月12日，大理寺卿徐致祥受翰林院周锡恩之托，上书弹劾张之洞辜恩负职，牵连赵凤昌。上谕将赵凤昌革职，勒令回籍，赵凤昌于是到上海定居。张之洞为慰藉赵连累受谴，特于湖北电报局给予挂名支薪，实际上是让赵常驻上海，为湖广督署办理通讯、运输诸务，借此与当地官绅、外国领事建立联系，为自己提供消息，出谋划策。
赵凤昌寓居上海，杜门却扫，脱离官府，却携带着张氏的关系，以一介布衣活跃沪上，赵宅不仅成为张之洞搜集内外信息的基地，也是湖北派往海外留学者的中转站。赵凤昌更在工商经营、政治交际中，建立广泛的中外人脉，社会影响力日渐张大，在戊戌变法、东南互保、《苏报》案中，赵氏皆起到穿针引线作用。赵凤昌确定了自己的清朝体制外身份，又在华洋杂处的上海不断汲纳新知，其政治倾向日趋进步。至辛亥首义前后，他的反清立场已基本形成。他与其密友庄蕴宽等江苏常州系人士，在辛亥首义前后运筹帷幄，折冲樽俎，同革命党人、立宪派、清朝汉官均有深度联系，并与英、法、日、俄的驻华使团相沟通。
位于上海南洋路十号（现为南阳路）的惜阴堂
二、辛亥首义后的惜阴堂聚会
辛亥年末的中国，确乎存亡危急之秋，既预留着创建共和的机遇，也面临着分崩离析、列强干涉瓜分的危险。
当此千钧一发之际，一批江浙沪士绅，聚会于上海“惜阴堂”，商讨“将来国体政体根本计议”。赵凤昌之子赵尊岳在《“惜阴堂”辛亥革命记》中描述赵凤昌在惜阴堂广交国士的情况：
而贤士大夫之过谈者，所聚益众。若南通张謇，以殿撰弃官，治农工于乡里，时来上海，辄饮于寒家。又山阴汤寿潜、香山唐绍仪、顺德梁敦彦、长沙胡元倓、凤凰袁希龄、闽县郑孝胥、乡人庄蕴宽、崇明王清穆诸君，凡过沪必就谈大计。又湖北年遣武备学生赴日习陆军，往来沪上亦必照料行旅，并饯之，勉以立身许国。如蒋作宾、何成浚、李书诚等，先后学成返国，多来起居，述彼邦治道，咸结纳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