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10）
四、民营企业的发展
二十世纪初叶，中国民族资本初具规模的地区，一是江浙，二是广东，三是湖北。湖北之所以成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与湖北民族资本的形成，有着内在联系；而辛亥首义从酝酿、爆发到失败所呈现的独特格局，正体现了领导这次运动的幼弱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特征。
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一部分人手中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货币，丧失了任何生产资料又可以自由被雇佣的工人大量涌现，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前提。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种“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在湖北武汉地区基本形成。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汉口1861年成为对外开放的商埠，西方列强势力以此为契机，大规模涌入华中，湖北作为一个深处堂奥的内地省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并随之出现前所未有的新的经济形势。
第一 商品市场扩大
商品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纵横驰骋的场所，“国内市场的发展程度，就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 《列宁全集》第3卷，第47～48页。] 1861年开埠前，传统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在湖北占主导地位，商品市场的规模十分有限。开埠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如决堤洪水，汹涌而来，鸦片、棉纱、棉布、煤油及其他各种廉价工业品倾销武汉。1881年，一个外国人描述当时武汉市面的情形时写道：“对于外国制造的杂货，如玩具、工具、铅笔、图画、装饰品、伞、利器、假珠宝、肥皂等的需要，也不断增加，这些货物已成为一般商店的商品。”[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Commercial Reports，1881年，汉口，第19页。]在大肆倾销商品的同时，西方列强又在湖北廉价收购茶叶、棉花、猪鬃、豆类、花生、桐油、蛋、牛羊皮等原料和土特产，使武汉——这个以转口贸易著称的商业城镇在更大规模上得到发展，同时也刺激了湖北农村商品经济的勃兴，一些农民由自给生产转而从事以出售为主要目的的生产，从而与国内、国际的市场经济发生了密切联系。如十九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俄国人在鄂南、汉口开办了几个大型砖茶加工厂，随之湖北的茶行蜂起，至1886年已达300家左右[ 《申报》1887年4月19日。]，以致各州县农民竞相种植茶树。1892年至1901年，通过汉口海关出口的砖茶和茶饼共值银2 600万两，平均每年200余万两。八十年代后棉花出口增长，“江西、浙江、湖北等处向只专事蚕桑者，今皆兼植棉花”[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422页。]。1899年湖北皮棉输出额为9 729担，1903年猛增至332 102担，四年间翻了34倍[ 《清国事情》(上），1907年，第881～882页。]。这一时期，杂粮出口额也有很大增长，九十年代后，平均每年出口蚕豆、豌豆、芝麻在300万担以上武汉市工商联文史资料关于杂粮商业的历史资料，件藏武汉市工商联。。此外，牛皮、猪鬃、桐油的出口也迅速增加。这一切，都说明湖北的商品生产已经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外国资本所控制，但毕竟也为民族资本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活动天地。
第二 劳动力市场形成
开埠以后，外国工业品，尤其是棉纱、棉布、煤油和金属制品大量输入，沉重打击了武汉的城市手工业和湖北农村的家庭手工业，使大批手工业工人丧失生计，变成待雇的无产者。这就给民族资本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庞大而廉价的劳动力市场。
湖北的土纺织业向称发达。武汉及近郊生产的“资布”、“涝布”、“景庄布”、“葛仙布”，曾行销云、贵、赣、豫、晋、陕、蜀、粤、苏等省。沙市土布年销售量15万担，深受川、云乡民的喜爱；陕西各地“衣被所资，专取给于湖北土布”。[ 刘光贲：《烟霞草堂文钞》卷5，第10页。]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洋纱、洋布以其低廉的价格，使湖北的土纺织业迅速衰落。1890年张之洞叹道：“近年洋花、洋纱、洋布南北盛行，鄂省花、布销路顿稀，生计大减。”[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二九，卷29，第7页。]不仅贵州、云南、陕西、江西等湖北土布的传统市场被洋货夺占，就是武汉本地也为洋布所充斥。同时，各乡织布，“近年其经纬丝(纱)，共用洋棉纱”[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历史资料》第2卷，第239页。]。随着湖北各地土纺织业的纷纷破产，大批手工业工人失去谋生手段，被抛入无产者的行列。与此相类似的部门，还有制铁业、缝针业、榨油业等。
此外，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农民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这就使他们很容易受到外国资本的袭击和商业竞争的影响。以制茶业为例，茶叶出口最盛时，湖北羊楼洞一地即有茶庄七八十家。湖北全省以种茶、加工茶叶为生者不在少数。但其后由于印度茶、锡兰茶的竞争及清政府的重税盘剥，自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后，“中国茶日形壅滞，无不互相贬价，年甚一年，近来各商罢业居多，综合出口茶叶，较之从前销数十绌其四五矣”[ 《昌言报》第1册，光绪27年《商约税则议略》，第9~10页。]。在这种情况下，大量茶农和茶工纷纷失业。
再者，是外轮对旧式航运业的竞争，致使大批运输工人失业。自1860年长江开放以后，英国和其他列强的船只进入湖北，使原来航行上下长江的“数千艘帆船被逐入支流”，“进而又从支流中排挤出成千上万只小船”。[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415页。]到二十世纪初年，随着各种“行船通商”条约的签订，外轮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行客货商均以附轮为便，江船及陆路小车无人价雇”[ 《卞制军奏议》卷11，第71页。]，影响所及，成千上万的旧时水陆交通运输劳动者失去了谋生手段，变成无业游民，流入城市，被人称为“苦力”，特别是百货集中地汉口，苦力据说“达九、十万人”[ 《湖北官报》第2期，第1181～1182页。]，成为产业工人的后备军。
最后，在日益没落和腐朽的清朝官府压榨下，加之接连不断的天灾，使大批农民破产流入城市。张之洞在湖北举办的各种新政，如编练新军、开办学堂，特别是1890年后开办的一系列厂矿，规模之大，靡费之巨，都是全国少有。庚子之后，湖北又分摊了赔款近200万两，这一笔笔开销，最后都转嫁到农民身上。搜括的方法之一是增收旧税，如地丁、漕折、耗羡、盐税、契税、厘金等。另外就是巧立名目创设新税，如粮捐、房捐、铺捐、赔款捐、膏捐、彩票捐、酒捐乃至赌博捐、牛捐、马捐等一二十种，“民间之物，向之无捐者，官家从而添之”[ 《东华录》，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甲辰王金GFEDF奏。]。兼之天灾频仍，造成民不聊生，农村经济日益凋敝的局面，使大批农民破产，流向城市。1897年开办的燮昌火柴厂所雇佣的1 200名工人，“皆由宜昌附近荒年之区来者”[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1198页。]。1901年，武汉地区的灾民已达20万人。[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9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