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10）(5)
刘歆生（1875~1945），乳名刘祥，派名人祥，别号歆生。光绪初年出生于汉阳县柏泉乡。成年后曾为人赶放鸭群。后随父刘作如来汉定居于龟山之麓，依牧牛挤奶维持生活。由于其祖父和父亲均信奉天主教，因此他也入堂奉教，并以教友关系学会普通英语，遂进汉口太左瑜洋行当写字兼上街，从此在武汉商场立足。1899年，刘歆生经教会介绍一跃而为法国立兴洋行买办。1902年，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在汉口设立分行，刘歆生又兼分行买办。据工商界老人回忆，有一次，上海各洋行需大量收购白芝麻，刘歆生便从襄樊等地设庄收购。他极力压低芝麻的收价，又高价出售给外国行东。仅此一次交易，刘歆生便获利50万两。在兼作东方汇理银行买办后，刘歆生又开设汇通钱庄。他利用买办的特殊身份，向汇理银行借来低利放款，以高利转贷出去，从利息差额中赚取了巨额利润[ 《关于刘歆生发家史的座谈纪要》(未刊稿)，件藏武汉市工商联。]。
由于刘歆生手中握有大量财富，又有洋行金库作后盾，因此在资金周转上拥有较其他资本家优越得多的条件，从而陆续创设或投资于一系列厂矿与商号，其中有汉口普润毛革厂、江西铜矿、汉口榨油厂、阳新炭山湾煤矿、汉口三镇电话公司、刘万顺牛皮行、刘万顺土产商店(后改名东方转运公司)。
刘歆生将手中的货币投向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标志着他由买办转而走上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道路，他的这种转化无疑是出于攫夺巨额利润的贪求，但毕竟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除了创办和投资于上述企业外，刘歆生还大力从事房地产投资。据《东方杂志》载，“鄂省刘君人祥自置汉口大智门外火车站旁地皮，约长百余里，日前具禀鄂督张香帅，拟就该处开辟商埠，由汉口经历黄陂、孝感等属，俾可直接京汉铁路所输运之商货。”[ 《东方杂志》第四年(1907)第1期，第31页。]刘歆生还拟“招集商股，将辟地市房先行修造”[ 《东方杂志》第四年(1907)第1期，第31页。]。
粗略估计，当时汉口上自舵落口，下迄丹水池，西至张公堤，南到铁路边，有四分之一的地皮归其个人所有[武汉市工商联文史资料(未刊稿)，件藏武汉市工商联。]。因此民国初年，刘歆生曾对黎元洪大言道：
都督(指黎元洪——引者)创造了民国，我则创造了汉口。[陈师：《汉口地皮大王刘祥的始末》，(未刊稿)件藏武汉市工商联。]
由于刘歆生与帝国主义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仰洋人鼻息的清政府将其奉为上宾。刘歆生“候补道员”的虚衔就是张之洞亲自出奏保举的。当刘歆生因投机地皮经营失败，积欠下华洋各界巨款五百余万两时，湖广总督瑞澂亲自向清廷奏准，“用湖北官商名义合借洋例银五百万两，订立合同，分二十年筹还”。[ 《宣统政纪》卷32，第7页。]
刘子敬（1884~1928）、邓纪常等买办，也是依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获得了一般中小资产阶级难以获得的积累资本的条件，经办和投资于一批企业，走上民族资产阶级道路的。刘子敬经办和开设了广昌和茶栈、广大铁庄，以后又开办了蛋厂、纱厂等一系列企业、商号。邓纪常则接手武昌白沙洲造纸厂，并担任接办武昌纱、布、丝、麻四局之应昌公司的总董。
至于吕逵先和徐荣廷（1857~1949），则另有特色。他们一方面经商，另一方面以更多的精力从事政治投机。如《武昌保安社绅实录缘起》这样介绍吕逵先：“地方行政疑难解决者，君致片语，即折纷事”；而徐荣廷则由于是黎元洪的“拜把兄弟”，在辛亥革命后，不仅担任武昌商会会长，官钱局总办，而且还从大维公司手中，强行夺得布纱丝麻四局的承租权。黎元洪任大总统后，徐荣廷更混迹于官场，以湖北四局总办、黎元洪家乡富绅、总统拜把兄弟身份进京，长住总统府，并由黎元洪介绍认识了徐世昌、张作霖等。[ 盛龙轩：《我所知道的徐荣廷发家情况》，《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武汉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队伍中，有一部分人主要依靠宗法专制势力的庇护而发展自己的势力，宋炜臣便是代表，吕逵先、徐荣廷也属于此类；另一部分，则主要依靠与外资的经济联系而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们以刘歆生为代表。当然，这两部分人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主要依靠宗法专制势力支持而发展资本主义企业的宋炜臣，由于原料缺乏、资金薄弱，也不得不向外资寻求“帮助”。燮昌火柴厂在生产原料上就严重依赖国外。生产中所使用的木梗、硫磺、箱木、商标纸、包装纸，是从日本进口的，玻璃粉和磷也靠英国供应。[ 效彭：《武汉自办工业之状况》，《中华实业界》第10期，1914年10月。]既济水电公司、扬子机器厂由于资金缺乏，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日本正金银行借了大笔外债。如汉口既济水电厂1912年前共借款137 397两；扬子机器厂1912年借款162 469两[ 汪敬虞：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第1063页。]。而以依赖外国资本为主的刘歆生等，也不能脱离与宗法专制势力的关系。刘歆生为了扩大皮革制造厂的业务，也寻求过清政府的支持，“向陆军部及其他部院官厅等进行联络，以求一手包办制革之需用”[ 《支那经济报告书》，1910年，第44号，第41页。]。
正由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发展依赖于与帝国主义、宗法专制政府的密切联系，因此，他们的政治立场是动摇的。当清政府压制他们伴随经济力量发展而来的参与政权的要求时，当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直接危害到他们的经济利益时，他们也有所抗争，但仅限于上书请愿，集会抗议，而竭力反对以革命暴力推翻清政府，反对危及帝国主义在华根本利益的“越轨行动”，从而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
宋炜臣、刘歆生尽管同属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但由于他们发展的道路有异，因此，政治态度并不完全一致。以宋炜臣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的经济势力，是在宗法专制政权的羽翼下发展起来的，尽管他们和宗法专制政权也存在着矛盾，但远远未达到尖锐化程度。因此，他们并不赞同“打倒它所十分感恩的国王政权”，也不想打倒他们所“往往梦想厕身其间的贵族”[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们的政治态度，与十九世纪中叶德国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逢迎、胆怯的表现颇有相似之处，而与具有无畏的、强烈革命风貌的法国资产阶级比较起来，则大为逊色。
以刘歆生为代表的一部分由买办转化而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由于与宗法专制势力联系较少，受世界资本主义影响较深，因此具有较为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对于中国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有利于资本主义变革的活动，常常持赞同和较为积极的态度。例如，在保路运动中，刘歆生就曾被推选为“湖北商办铁路协会”的副会长，领导拒款运动，甚至为此受到清政府“严斥”[ 《东方杂志》第5期，宣统2年5月25日。]。在立宪运动中，刘歆生也较为积极地投身其间，成为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君主专制的“湖北宪政同志会”成员。但直到此时，宋炜臣还对挽救清廷抱着一丝幻想。1912年1月25日，商务总会开会筹议重建汉口市面办法。宋炜臣发言云：“汉口也惨遭兵燹，应行重建，然财政颇为困难，莫如请黎副总统转请大总统与清政府开正式谈判，以其内帑赔偿汉口之损失，方以善策”[ 《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第六十五号》，载《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中华书局1961年版。]。以后，宋炜臣又与袁世凯建立联系，彼此“互通声气”，宋因此“取得道台头衔”，后又“拥袁称帝最力，并因替袁各方疏通说项，耗费甚巨，私人已有亏空”[ 《武汉火柴工业历史资料》(未刊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