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10）(4)
从兴业历史看，民族资本企业比外资在汉企业和官办企业都要短得多。早在1874年，使用蒸汽机的俄商砖茶厂已在汉口建立；九十年代初期，张之洞已在武汉建立一系列大型官办企业，这对于直到1896年才开始兴建两个小厂的民族资本，都是“捷足先登”。
就规模而言，民族资本企业更远远不能与外资企业和官办企业相匹敌。辛亥革命前夕，全武汉民族资本开办的现代化企业，工人总数不过一万，而外资兴建的英美烟厂仅女工即有5 000名之多，俄国开办的砖茶厂，工人数量亦达数千。张之洞在湖北办的几个工厂，都动辄数千工人，也非民族资本企业所能比拟。
民族资本企业还有资金短缺的弱点，甚至财力雄厚的买办刘歆生开办的阳新炭山湾煤矿，也因举借法债而被吞并。
此外，武汉民族资本近代企业41家中，完全采用现代化机器生产的只有20家，不到总户数的一半。就连开办较早、规模较大的燮昌火柴厂，到辛亥革命前机械化程度仍然很低，大部分依靠手工生产。而此时帝国主义在汉口开办的工厂，设备先进，如英美烟厂备有最新机器，帝俄开办的砖茶厂，四个厂有砖茶压制机15架，茶饼压制机7架，并设有发电机。
这些情况，说明民族资本近代工业，是在外资企业和官办企业这样两个庞然大物的夹缝中，艰难曲折地生长着的。
（二）湖北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状况
十九世纪末开始形成的武汉民族资产阶级，由于经济实力的差异及同帝国主义、专制政府关系的不同，又区分为上层和中下层这样两个阶层。
一般而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是与帝国主义、专制政府有密切联系的阶层。凭借这一特殊关系，他们获得一定的开办和发展新式企业的特权，以及较为优越的积累和扩大资本的条件。在武汉民族资产阶级上层队伍中，颇负盛名的有宋炜臣、刘歆生、刘子敬（1884~1928）、邓纪常，典当商吕逵先，百货、匹头商徐荣廷（1857~1949）亦当属于此列。而在这些巨富豪商中，宋炜臣、刘歆生分别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代表。
宋炜臣（1866~1926），浙江镇海县人。原系上海某南货店的职员。1890年，大资本家叶澄衷在上海虹口创办上海燮昌火柴厂，宋炜臣因是叶澄衷（1840~1899）的同乡，又是叶澄衷族叔叶安新的亲戚，因此被聘为燮昌火柴厂副理。叶澄衷家底素厚，对厂务不太过问，宋炜臣继叶安新任经理后，总揽全权，在锐意扩充厂务之际，于1896年，挟一部分资金来到武汉。此时，武汉地区民族资本主义刚刚出现稀疏的萌芽。宋炜臣很快觉察到，以外地商人身份和有限的资本，要想在武汉立下足跟，没有强大的封建势力作庇荫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他用各种手段与官府建立联系。他开设了华胜呢绒军装皮件号(地址在今江汉路)，借此联络湖北文武官员。在华胜号二楼，宋炜臣专辟设备华丽的房间，分为书房、吸烟(鸦片)室、寝室、客厅等，供招待官员之用。张之洞有时过江，即以华胜号为休息进膳之处。宋炜臣因之得以接近。对于其他高级官员，如统制张彪、协统黎元洪等，宋炜臣也百般联络，投其所好，使他们在督署代为宣传。为了更有力地依凭官势，宋炜臣还不惜重金，捐得候补道官衔，嗣后又获二品顶戴。[ 见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通过多方努力，宋炜臣终于打通了官府门路，得到了一般中下层民族资产阶级无法获得的发展生产的优越条件。燮昌火柴厂在督署的批准下，获得十年专利权。燮昌火柴厂在产品纳税上亦获得一定特权。据记载，该厂生产的火柴“完厘用专章办理，由厘局发与统捐票，每箱收钱四百文，通行本省，不用再征”[ 《海关华洋贸易报告册》，1903年，第32页。]。1909年，燮昌火柴运销四川，遇到四川重庆公司的严重阻抑，宋炜臣依凭其所建立起来的社会联系，禀报清政府农工商部，得到了有力支持，农工商部要“四川总督转饬迅即并案查明办理”[ 《商务官报》，宣统元年九月二十五日，第28期，第11页。]。在官府庇护下，燮昌火柴厂生产发展迅速，获利很大，给宋炜臣提供了陆续创办其他企业的条件。1905年～1913年，宋炜臣创办和参加投资的企业有6个：厦门信用银行(1905)、汉口既济水电公司(1906)、常德德兴房地产合资公司(1906)、汉口扬子机器公司(1907)、湖北富池口铜煤矿(1910)、竹山五丰铜矿公司(1913)。宋炜臣此时已从资本积累走向资本集中，成为全国著名的占有若干企业、拥有巨额财富的大资本家。
在宋炜臣投资和创办上述企业的过程中，清政府不断向他开放绿灯。既济水电公司的创办，就是明显例证。早在1896年，商人周秉忠就向清政府申请，在武汉筹办水电工业。1898年、1899年，又有商人欧阳萼、商董张鼎坤迭次联名申请开办水电厂。张之洞均以“暗搀洋股”为词，予以驳斥。[ 《端方署邸残档》，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而当宋炜臣一开始筹设水电公司，张之洞就立即允诺，并声称：“此举前经本部堂谕饬该商等，由官提倡，应即筹拨官款三十万元，作为股本。”[ 《张文襄公全集》卷118，第36页。]同时批准给予既济水电公司经营“专利权”。[ 《商务官报》，1909年第2期，第6页。]
以宋炜臣为代表的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是在宗法专制势力的庇荫下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与官府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宋炜臣不同，由买办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刘歆生，走的是依赖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势力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