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10）(3)
1909年，由李维格、宋炜臣、顾润章、王光等人合伙投资白银40万两，在汉口谌家矶创办的扬子机器厂建成投产，用汉阳铁厂生产的钢铁制造桥梁、叉轨、锅炉、船舰、铁路车辆等。工厂起初分设化铁、机器、电机、翻砂、桥梁、造船6部，1911年又扩充炼铁厂、炼钢厂，补充发电机、煤气制造机和滑道船坞，机器设备全部从国外进口，是当时武汉乃至全国规模较大的民营机器制造企业。
1895年以前，武汉较大的手工工场，只有武昌的鼎升恒、谦益恒两家榨油厂，资金不过2万元，工人仅59人。甲午战争后，除上述经济条件已经具备外，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日益高涨，筹办民族工业以拯救民族危机，成为一股推动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强大潮流。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武汉地区出现了民族资本创办的、采用机械生产的两家近代工厂——兴商砖茶厂和美盛榨油厂，武汉民族资本主义的近代工业由此肇始。
1905～1907年是武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一个高潮。在日俄战争的刺激和抵制美货运动的推动下，这三年中，开办的工厂有18家，其中包括面粉、榨油、烟草、碾米、水泥、水电、机器制造等行业，重要企业有——
既济水电公司（1906年由宋炜臣、王仿予、万撝伯创办），
全国第二大机械厂“扬子机器公司”，
规模仅次于上海的面粉工业（由荣氏家族创办）。
这一时期，官办的纱布丝麻四局招商承办也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四局创办之初，曾使江汉关进口的洋布，每年减少十四万匹[ 《张文襄公全集》卷203，第31页。]。但在陈旧经营方式下，四局后期“积亏甚巨”，负债累累，经常处于停工和半停工状态。[ 《中外日报》1899年5月11日。]在招商承租后，三年内便获利150万两[ 《中华报》第571册。]。
此后的湖北针钉厂、武昌白沙洲造纸厂、邓家湾铜矿也相继转到商人手中。此外，据当时报刊披露，在1905～1908年间，湖北各地民间兴办实业相当踊跃，下举数例：
“近有万君炳臣在汉阳赫山左近设立局厂，制造钢丝，以兴利源，业已禀请商务局转详鄂督立案。”[ 《东方杂志》第二年(1905)第5期，第94页。]
“武昌商、学两界刘君继伯等，倡立求实织造公司，并设女工传习所，制造花布、罗布、丝布、毛巾、绒衣、绒裤、鞋袜、帽子、手套、缝衣、帐檐、枕头等物，现已订定章程，招股开办。
沙市富商邓君某，近纠集同志筹款二十万，创立织布厂，已于七月初旬开办。”[ 《东方杂志》第三年(1906)第10期，第192页。] “孙君钟伟等集股在鄂设一福华纸烟公司，业已禀准商务局立案。”[ 《东方杂志》第三年(1906)第6期，第136页。] “王仙舟、游戎邀集同志在武昌开办烟卷公司，以挽利权，业经勘定中和门内津水闸地方建厂开办。”[ 《东方杂志》第四年(1907)第6期，第162页。] “沙市至荆州府城御路口一带，内港甚多，商务极繁盛。近有华商陈君政齐等招集股本，购置浅水轮二艘，行驶内港，在沙市设立合利亨公司，并于沙荆等处开辟码头，备置洋棚。遵报税务司完纳关税，即日开办。”[ 《东方杂志》第五年(1908)第1期，第35页。]
这些情况说明，在外国资本、专制官府的压迫和限制稍微松动的时候，民族资本便能得到较快的发展。
辛亥革命前，武汉已有民族资本创办的工厂41家，对其中三十多家进行统计，工人有8 000人左右，资本额为10 465 980元。1897年由商人宋炜臣创办的燮昌火柴厂，拥有排梗机38部，工人1 400名,月产双狮牌火柴150箱[ 《武汉火柴工业历史资料》，未刊稿，件藏武汉市工商联。]。开办当年，即获利银十八万两，“蜚声汉阜”，影响很大，推动了更多商人、官僚、地主将手中货币财富投向新式企业。
同时，一度陷入衰落乃至废弃境地的手工业，又在国内商品市场不断扩大、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的刺激下，呈现出活跃的生机。根据1912年对全国制线、造纸、皂烛等25个行业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的统计，湖北此时已拥有手工工场879家，工人87 676人，远远超过使用机器的新式企业数及其工人数。[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433～449页。]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手工工场中，扩大生产规模并向机器工业过渡的趋势业已出现。例如，汉阳周恒顺机器厂在创立时只不过是一个小规模的炉冶坊，周仲萱(1881～1967)接手后，不断采用现代翻砂技术和设置现代工作机，到1905年，该厂已扩充两次，拥有一个20匹马力的蒸汽原动机和一批好的工作机。[ 怀蔗：《中国经济内幕》，第117～119页。]工场手工业朝近代工业发展，补充了武汉地区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而手工工场主，则已由独立小生产者通过采用现代生产技术，扩大雇佣剥削，跻身民族资产阶级的行列，扩大了这个阶级的社会基础。
对于武汉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不能作过高估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