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14）
(二）宣传反清革命
注重输入和散发各种革命书报，以启迪民智，激发国人革命精神。先是由孔庚负责，通过专售东京学界译著出版物的上海昌明公司，将革命书报寄往湖北。因供不应求，“吕大森、朱和中等乃组织一活版印刷公司，专翻印《猛回头》、《警世钟》一类书籍。”[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上，第9页。] 1903年以后，各种革命书报在武汉学界、军界广为流传，以至“吾鄂各学堂，对于《湖北学生界》及革命刊物，人人秘手一册，递相传播，皆欲奋起”[居正：《梅川日记》，民国乙酉大东书局排印版，第5页。]。
为了扩大革命宣传，武昌花园山聚会成员，还利用编印师范讲义所得版权利润，“先提二千元购幻灯机片，运往武汉放演，时功璧管理机片，耿伯钊说明，间参以讲演，吴禄贞、刘伯刚、金华祝、余德元等常往讲演者也。凡片中涉及世界民族运动与被压迫情事，必尽量发挥，此片在各处放演，往观者甚众，于激发思潮，亦颇有效”[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第4页。]。
由于花园山聚会善于用各种生动活泼的方式宣传革命思想，对青年知识分子颇有吸引力，各学堂学生成批前往李廉方寓“倡谈革命”，“陆续加入花园山组织的人，非常踊跃。”[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9页。]
(三）派遣知识青年潜入新军，推行“抬营主义”
辛亥首义优胜于此前历次反清暴动的根本所在，是湖北党人长期而有效地潜入行伍，实行“抬营主义”，掌控了新军，故一夜激战，便能夺取省城。而“运动新军”以实行“抬营主义”的策略，最先由武昌花园山聚会明确提出，并开始实行。
1900年自立军失败后，吴禄贞痛感依赖清廷官吏的危险性和会党的散漫不足恃，认为今后的革命运动应当“绝对从士兵学生痛下功夫”，“不能专靠会党作主力”，“不与文武官吏为缘”[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1页。]。在主持武昌花园山聚会期间，吴禄贞又与同志经常磋商，进一步确立了这样的方针：
以最好之同志，投入军中当兵，渐次输入士兵对满清之恶感情绪。[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革命文献》(台北)第2辑，第113页。]
以改换新军脑筋为成事之根本，会党则可联络，令其为我用，不致为彼用。[朱和中：《革命思想在湖北的传播与党人活动》，《建国月刊》第2卷，第5期，民国十九年三月出版。]
正是吴禄贞主持的武昌花园山聚会的这一指导思想，影响了后继者刘静庵、曹亚伯、胡瑛、张难先等人。1904年春，上述诸人在时象晋(时功璧、时功玖兄弟之父)家，“谈及革命进行方略，大意以会党发难易，成功难，即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暗杀为个人举动，不足以摇撼全局。军队则将官多熏心利禄，偶得一二同志，掣肘多则事不易举。三者固可并进，如主动不足以慑服众士，则群起响应，即不可期，此于革命党已往失败历历可鉴，前此花园山聚谈，早论及之。当时湖北方训练将弁，为改编新军预备，各营士兵不识字者已大减少矣。谈者详加研究，皆主张从运动军队入手，不轻率发难。于是胡瑛、张难先投工程营为兵，运动同伍，密散革命书册。是时秀士入营者颇多，如朱元成、范腾霄、曹进等皆是，刘静庵则已在马队营入伍矣”[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第4页。]。李廉方的这段追述，虽然讲的是武昌花园山聚会解体以后的事，但文中明确指出，党人投伍，“从运动军队入手”的意见，“前此花园山聚谈，早论及之”[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第4页。]。
花园山聚会输送革命知识青年进入新军，主要通过吴禄贞介绍，因吴当时颇得张之洞器重，又在各军事学堂任高级教职。如刘静庵便由吴禄贞“荐他到黎元洪马队当司书”[李书城：《我对吴禄贞的片断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51页。]。此外，由李书城、朱和中、张荣楣、李廉方推荐，再由吴禄贞介绍入新军的还有朱元成、熊十力、张难先、胡瑛等人。这些人都成为党人运动新军的先驱。
花园山聚会短短几个月的活动，在湖北军学两界均造成相当大的影响，自然也引起清政府的警惕，清方侦察得知，参加花园山聚谈的“大半为军学两界的人”[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9页。]，湖广总督张之洞既怕革命火种蔓延开来，又担心朝廷深究，遂决定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将花园山机关的骨干分别遣离。据朱和中回忆，“当时清吏定议：激烈者派往西洋，纯谨者派往日本，故予与胡秉柯、贺子才、魏宸组、史青等，则派往德比等国，李书城改名丁人，后与胡炳宗、耿伯钊等则派往日本学习军事。由是花园山之同志，风流云散，只剩吴禄贞与各营校中同志而已。各营校中同志，亦以进行运动颇为顺利，不欲再有花园山之机关，致招人注目”[朱和中：《革命思想在湖北的传播与党人活动》，《建国月刊》第2卷，第5期，民国十九年三月出版。]。不久，吴禄贞“亦以调任骑兵监督赴北京”[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第9页。]。
1904年春，花园山聚会的基干大都离鄂，这个非正式革命团体也就随之解体。然而，武昌花园山聚会所播下的种子，却在以后的时日里生根、开花、结果。
二、科学补习所
武昌花园山聚会解体以后，留在武汉的成员，以及受其影响者，继之而起，建立了具有较完备组织形式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