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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贡三编印的《孔孟心肝》书尾附印有张纯一所作军歌歌词。这首阐扬“救亡图存”思想的军歌,先在文华中学唱习,不久武昌各军营皆唱这些军歌,后又传到安徽、南京军中。
报纸(时称新闻纸)为宣传利器,日知会员冯特民、张汉杰、陆费逵编印《楚报》,常用辛辣文字,讽刺时政。张之洞向英国借筑路债的合同,事极隐密,仍被冯特民所侦悉,揭诸报端。张之洞怒不可遏,下令逮捕,冯特民闻讯逃往上海,又转赴新疆;张汉杰被捕下狱,陆费逵也被迫离开湖北。
日知会还在黄冈设一秘密印刷机关,由吴贡三(1864—1937)、殷子衡(1876—1957)专司其事,大量翻印《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小册子。吴贡三并假托孔孟之书,编《孔孟心肝》一书,广为送阅。这些革命读物一到军人学生手中,无不视为至宝,清吏查禁愈严而偷阅者愈多。湖南姚宏业因忧国投黄浦江而死,日知会将所遗绝命书印发各处,对唤起革命收到显著效果。据范腾霄所写自传说,东京《民报》出版,每期都由他购寄武昌日知会,三五千份不等。再由日知会转发。
利用讲堂作革命宣传场所,也是日知会成员常用的方式。文华书院原不重视国文,得刘静庵、余日章的建议,乃聘刘静庵、张纯一、范焕文为国文讲席,他们在课堂中,凡可以发挥民族、民权思想的课题,特加引申,继以评论,对学生感染很深。
利用教会学校宣传革命,终究有所不便,于是日知会会员又自办中学。第一是江汉公学,为刘静庵一手筹办而成。第二是东游补习班,教材教法由留日同志提供,实际负责的仍为刘静庵。第三是明新公学,原由梁耀汉创办,后并入日知会。任教的多是日知会同志。所惜设立情形、施教经过和学生状况,除明新中学有一点记录外,其他各校的具体材料已不复得见。
四、“丙午之狱”
1906年9月,孙中山介绍的法国军人欧几罗,由同盟会员乔义生陪同来鄂,刘静庵迎于长江边,并作为东道主招待一切。刘静庵又召开大会欢迎,到会者百余人,不少人还携带儿童参加。欧几罗和日知会员,公开演说革命。此举引起官方的特别注意,巡警道派侦探尾随欧几罗一行。由于欧几罗是法国人,又在外国教会所在地讲演,清吏不敢下手,但由此而注目于日知会,尤其对刘静庵加强了监视。
同年10月,江西萍乡、湖南醴陵起义爆发,孙中山派朱元成、胡瑛,梁钟汉、谭人凤、宁调元五人回国,谭人凤、宁调元二人在九江登岸,趋赴起义地区;梁钟汉等三人则遵孙中山之嘱到武汉与刘静庵、梁耀汉商议,联络武汉同志响应。胡瑛住汉口名利栈,梁、朱二人住汉阳青莲寺。梁钟汉和朱元成分别通知刘静庵、冯特民、任重远、何子植、季雨霖、周耀东、黄警亚等同志在汉阳伯牙台开会。其时季雨霖任清军督队官,正在武昌皇殿(今名烈士祠)募集新兵,并准备联络其他营队起事,响应萍乡、醴陵起义。
正当起义准备进行之际,事机为接近党人的郭尧阶所悉。沔阳人郭尧阶曾留学日本,回鄂后加入日知会,获悉党人起事计划,向清巡警道冯启钧告密邀赏。冯启钧在汉口苗家码头伪设一留学生招待所,农历丙午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907年1月7日),将朱元成骗至该所逮捕,同日晚间在青莲寺逮捕了梁钟汉,在名利栈逮捕了胡瑛。季雨霖、李亚东亦在军营中被捕。又分别派队赴仙桃镇、黄冈,逮捕了张难先、吴贡三、殷子衡,丙午十一月二十九日在黄陂乡下捕获刘静庵。唯梁耀汉在汉川,其家虽被军警包围,仍得化装逃走。
萍醴起义镇压下去后,张之洞“悬赏通缉王胜、陈金、姜守旦、陈绍庄、刘家运、曹玉英、黄庆武(黄兴字廑午,“庆武”为“廑午”之误——引者)”等十五人。[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第11页。]刘静庵并非清政府所通缉的刘家运。据朱和中《革命思想在湖北的传播与党人的活动》载,湖南人刘家运也是革命党,癸卯年(1903年)曾来武昌花园山接洽,由朱和中介绍给吴禄贞,吴将其保送入伍,在营两月,因负债离鄂,到湖南运动会党。但湖北巡警道冯启钧贪功冒赏,硬把刘静庵说成是刘家运,加以逮捕。刘静庵等九人“审讯时备受严刑,皆逼供刘静庵即会首刘家运,终无一人承认”[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第8页。]。后来在湖南捕获了刘家运,湖北当局仍将刘静庵关押,并屡加重刑,刘静庵始终坚贞不屈。时人称刘静庵“革命最力,信教最笃……在狱五年,未尝一日废学”[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四辑,第222页。],囚徒说刘静庵、殷子衡是“信仰耶稣的革命党”[殷子衡:《狱中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三辑,第22页。]。刘曾在狱中吟诗多首,其题为《九月初七日移新监作》的七律写道:
向前已是惨凄极,那信惨凄更有深。
六月雪霜河海冻,半天云雾日星昏。
中原有士兆民病,上帝无言百鬼狞。
敢是达才须磨炼,故教洪炉泣精金。
刘静庵被押五年,于辛亥首义前三月病死狱中。他是革命洪炉中冶炼出来的精金。
刘静庵等日知会成员被逮捕、追缉,发生在农历丙午年,故称这一事件为“日知会丙午之狱”。经此打击,日知会组织瓦解,但许多成员散布各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如辜天保、吴崑、徐于、徐祝平等在奉天,冯特民、冯大树、郝可汉等在新疆伊犁,梁耀汉、彭汉一、周海珊等在四川,均对革命卓有贡献。
1938年7月,日知会丙午之狱同仁张难先、梁钟汉、吴崑、殷子衡等曾立碑于日知会旧址,湖北沔阳人、日知会员欧阳瑞骅(1879—1944)撰碑文纪日知会事迹碑立在武昌崇福山文华学校(今武汉三十三中学)门前。[碑文拓片存辛亥革命博物馆。]文曰:
辛亥武昌义旗一举,而天下景从,清社以屋,此诚当日忧时志士,揭橥革命,呼号奔走之效也。抑知植其基者,实为日知会。晚清之际,朝政败坏,外侮纷乘,甲午战后,继以庚子之乱,国人虽受大惩创,获彷徨不知所以救济之策。圣公会会长黄吉亭先生虞之,由上海返汉,与中美同道筹商,就武昌府街圣公会设一阅书报处,购各种新闻杂志及新书,任人入览,以瀹进知识,颜曰日知会。时光绪辛丑年也。先是孙总理鼓吹革命,其说由海外达于内地,武昌军人学生起而承其流,初组织科学补习所于多宝寺街,为革命运动。寻大吏侦知被解散,俱怅怅若无所依,思再相结合。适补习所刘静庵先后佐圣公会胡兰亭、刘藩侯两会长处理日知会事,静庵性沉毅纯洁负责任,对阅书报者,各乘间灌输革命大旨。凡《猛回头》、《警世钟》诸书,均于兹布出。不久会址迁高家巷,圣公会又商办东游预备科……至是昔之补习所所员,多麇集于此……季雨霖、张难先、李亚东、胡瑛、殷子恒、吴贡三、张纯一、朱松坪、梁钟汉、梁耀汉、成邦杰、何季达等其最著者也。
丙午夏,东京同盟会会员吴崑偕法国民党欧几罗氏至会讲演,当道震恐,派人侦缉。迄秋,萍醴事起,孙总理令朱松坪、胡瑛、梁钟汉等回国襄助。在鄂事泄,捕松坪、瑛、钟汉及刘静庵、张难先、李亚东、季雨霖、吴贡三、殷子恒九人下狱。……顾吾党不以此稍挫其志,立会结社,赓续不绝,浸淫漫衍,推而弥广,其蒂愈固。逮辛亥八月,乃蒇全功。故曰日知会者,武昌革命之源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