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14）(2)
1904年春，武昌革命青年聚谈的中心，已由花园山李廉方寓所，转移至多宝寺街时象晋家，经常参与纵谈的有刘静庵（1875—1911）、曹亚伯（1875—1937）、胡瑛、张难先（1874—1968），吕大森（1881—1931）、朱元成（1876—1907）、何季达、欧阳瑞骅等。大家共商筹建革命组织。吴禄贞在离鄂赴京之前，也参与了筹建工作[范腾霄：《辛亥革命前之社团运动及起义后之一幕》，《辛亥首义史迹》，武汉日报印务部1946年印行，第32～33页。]，并“捐银数十两作该所的经费”[李书城：《我对吴禄贞的片断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51页。]。吴临行前还告诫留下的同志：“埋头苦干，不可浮躁，必须和各省同志，取一致行动。”[ 《吴禄贞传》，《革命人物志》(台北)第2辑，第224页。]
经一段筹备，“是年四月，假座斗级营同兴楼商议组织机关，定名科学补习所。宗旨标明科学，实则掩蔽官府耳目，而以革命排满为密约，推吕大森起草章则”[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第4页。]。1904年7月3日，科学补习所正式成立，“设多宝寺街，时在同盟会成立之前一年有二月也。推举所长吕大森，总干事胡瑛，文书宋教仁，会计时功璧，庶务康建唐，宣传曹亚伯等。”[同上。]又，1912年佚名作者手抄本《科学补习所之历史》说：科学补习所“五月二十日(即公历7月3日)开成立会，至者仅三十余人，公推吕为总理，胡为招待兼庶务，何为文牍，康(秉钧)为会计。复推宋教仁、刘复、欧阳瑞骅为文普通代表，刘度成(原名庶咸)为武高等代表，刘大雄为前锋营代表，朱元成、李胜美为工程营代表，陈应甲为武普通代表。”[ 见《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据曹亚伯记述，“所中办事极忙者，即刘敬安、胡宗琬（胡瑛）、宋教仁”，“所中无佣工，惟宋教仁、易本羲常为众效劳。”[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自叙》，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
由于所务发展，多宝寺街时象晋寓所已嫌狭窄，便迁至武昌魏家巷一号。
科学补习所对外是一个文化补习学校，招收在校学生进行课余补习。该所发于报端的章程称，“集合省同志取长补短，以期知识发达无不完全”[ 《补习所章程》，《警钟日报》，1904年7月26日。]。其实，科学补习所成员“以心记之宗旨‘革命排满’四字为主”[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55页。]。
科学补习所的活动，仍然坚持花园山聚会的方针，一方面开展反清政治宣传，一方面则不断输送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青年加入新军。这后一方面的工作，做得尤其突出。科学补习所的公开章程说，该所的职责之一是，招待“远来愿入学堂及入营者”，“代为安置一切。”不少希望投军的青年学生，都到科学补习所联系，而当时刘静庵在新军马队管带黎元洪属下当书记，正有利于做介绍入伍的工作。此外，胡瑛又介绍了一批会党分子入伍。
科学补习所比较注意与邻省革命团体相互呼应，它成立伊始，即与湖南华兴会建立密切联系，相约湖南起义，湖北立即响应。这也同花园山聚会时期奠定的基础有关。1904年2月，吴禄贞应黄兴之邀，到长沙参加华兴会成立大会，并参与策划长沙起义[见钱基博：《吴禄贞传》。]。同年3月，湖南人胡瑛(1886—1933 时为华兴会会员)为湖南官方侦缉，经黄兴介绍到武昌吴禄贞处避难，继而加入湖北新军。科学补习所刚成立，胡瑛便派湖南人易本羲“回湘措筹经费”，后来胡瑛又与吕大森同赴长沙与黄兴联络，吕大森在洞庭湖舟中得句云：“此行好借长风便，鼓起人间革命潮”[佚名：《科学补习所之历史》，《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胡瑛、吕大森等参加了在长沙举行的华兴会会议，会议确定“以湘为本部，期以是年十月清太后寿期内举事。又举胡为鄂分部总理，吕为蜀省及施南分部总理”[佚名：《科学补习所之历史》，《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为筹备响应湖南起义，科学补习所开会，“议派吕大森、高建唐往施南，何季达往荆宜，联络会党，宋教仁往长沙接洽”[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第5页。]。胡瑛、刘静庵(又名刘大雄)等商议，一得湖南举义的讯息，即先杀死张之洞、张彪等人，“王怒涛任刺张之洞，易本羲任刺张彪，李胜美任率工程营同志先劫火药库，刘大雄则督率前锋营为接应”[佚名：《科学补习所之历史》，《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之时，十月下旬，“湘事破坏之警电至”[ 佚名：《科学补习所之历史》，《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胡瑛、王汉等将军械转移至汉阳鹦鹉洲，刘静庵销毁所内外文件，张难先则通知成员走避。10月28日，张之洞得到湖南巡抚电报，“称武昌科学补习所亦有同谋”[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第5页。]，遂连夜派兵搜查魏家巷一号科学补习所所址，一无所获。学务处主持者梁鼎芬得悉科学补习所成员多为各学堂学生，深恐此狱一兴，危及自身，便向张之洞请求从轻处置，张之洞也怕风声闹大，引起朝廷震怒，遂将欧阳瑞骅、宋教仁二人开除学籍了事。但经此打击，科学补习所已不能公开活动。
科学补习所被破坏后，留在武汉的成员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其中最为突出的事件，便是同为科学补习所成员的湖北蕲春人王汉（1883—1905）、湖南桃源人胡瑛（1884—1933）谋刺清政府户部侍郎铁良。当时风传铁良为搜刮东南财赋，将于1905年初抵鄂。1904年底，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张学济在日本组织行刺铁良，邀苏鹏同到武汉，王汉、胡瑛参与其事。后因铁良乘火车返京，在汉口刺杀的计划未能实现，王汉追踪至河南彰德。在彰德火车站，王汉担心在人群密集处行刺会伤及无辜，遂待铁良上轿后拦击未中，卫兵追捕，王汉忿而投井自杀。
王汉与刺杀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的吴樾（1878—1905）、刺杀摄政王载沣的汪精卫等人，同为辛亥革命前“暗杀主义”[ 吴樾曾撰《暗杀主义》一文，阐发此种主义。]的实行者。他们冒死除官、流血牺牲的战斗精神，为湖北党人所景仰；但王汉、吴樾、汪精卫那种个人冒险的恐怖主义做法，则为湖北党人所扬弃。湖北党人走着一条更为艰苦扎实的道路。
三、日知会：从教会团体到革命组织
科学补习所历时仅四、五个月便被查封，其后继组织为日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