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14）(3)
日知会原来并非革命机关，而是美国基督教中华圣公会在武昌附设的一个阅报室的名称。武汉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鄂湘教区(1901年初设)的中心，主教府设于此，殷德生为主教，1904年吴德施继任主教。黄吉亭（1868—1954）、胡兰亭（1865—1936）是武汉圣公会两位最早的中国人牧师。1900年，黄、胡在武昌高家巷教堂组织“中华圣公会”，在教会前冠以“中华”二字，显示其使教会中国化的意愿。1901年，黄吉亭任圣约瑟礼拜堂会长，在府街圣救世主堂设书报阅览室，名“日知会”，托人从上海等地购入进步书报，任人备览，以“日求一知，不断进步”。[参见康志杰：《寻觅“丢失的记忆”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05年，第19页。]黄吉亭《年谱》说：“辛丑(1901年)返武昌住高家巷，偕杨开甲等于复活日晚组织备立中华圣公会，又约中西友人创日知会以开民智。续劝捐以备往申购买书报；并往安庆、芜湖劝捐。”[见黄吉亭日记（原件由黄吉亭之子黄崇庆保存）。]日知会由此产生。据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载，日知会经费靠乐捐获得，时为新军军官的吴禄贞于开办之日“捐月薪五十两以作开办之费”，以后每月都由会员捐献，多的捐二三百文，少的捐一百文。
据黄吉亭1938年追述，圣公会下设的日知会阅览室，“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学生阅者最多；并托代购书报”。又说：“壬寅(1902年)六月，余奉殷主教命往长沙租屋开堂，亦设一日知会阅览室。武昌圣公会则由胡兰亭继任会长。癸卯(1903年)年间，因黎元洪部下书记刘大雄常来阅览书报，与胡兰亭成为好友，胡遂请其担任日知会工作,用原名静庵。同年曹亚伯由湘返鄂，经余介绍与胡，复由曹君介绍多人入会。”[黄吉亭日记(原件存黄吉亭之子黄崇庆处)。]刘静庵、张纯一、曹亚伯等具有反清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都加入圣公会，成为基督徒，“革命者”与“基督徒”一身二任焉。
科学补习所被搜查时，刘静庵（1875—1911）因与胡兰亭相识，曾避入圣公会中。后来，新军“各营检查信件甚严，马队营查有张守正致敬庵书(闻系黄兴化名)，中多隐语，黎元洪乃提前月日革除敬庵营籍”[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第5～6页。]。刘静庵离开新军后，被胡兰亭聘为圣公会阅报所司理。“敬庵视事后，整理书报，订立规则，应接尤为周至。数月之间，阅者日众，阅览室为之改观。敬庵见扩张会务，大可引导革命，始则渐增革命书报，继而吸引同志，进行组织。”[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第5～6页。]如果说，1901～1905年间，日知会是一个宗教性、文化性机构，1905年起其革命性功能日益发展，在刘静庵的努力下，日知会逐渐由圣公会的阅览室，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革命团体。1906年2月“开成立会，到会者百余人。何季达、朱元成、冯特民、孙武等皆有沉痛演说，听众非常感动”[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第5～6页。]。
日知会下设干事会和评议会。干事会总干事为刘静庵，干事辜天保、李亚东、潘善伯、李胜美、徐祝平等；评议会评议员为冯特民、陆费逵、张汉杰、濮以正等。武昌各军营和各学校均派有本单位会员作代表，从事联络。又在武昌设立学社，名为寄寓学子，实则结纳同志。其中有原为独立革命团体而并入的，如梁耀汉领导的群治社；有本为日知会员又另立名目以为羽翼的，如黄冈军学界讲习所；有老同志因事隔离由通讯联络而成立日知分会的，如吕大森之在施南。
日知会的活动范围不限于湖北，会员文晋介、柳世裕在南京，濮以正回安徽，徐于等在奉天都开展了革命宣传工作。吴禄贞在湖北任营务处帮办和各军事学校教官时，以月薪之半捐助日知会；蓝天蔚任新军标统，有记载的一次即捐五十元。吴、蓝各介绍多人入会。他们调离湖北以后，仍同日知会保持联系。日知会在国外的活动基地主要是日本东京。曹亚伯、范腾霄、吴崑等皆日知会会员，在东京又加入同盟会，成为日知会、同盟会之间的桥梁。余诚以同盟会湖北分会主盟人回鄂，即以日知会为同盟会活动基地。法人布加卑向孙中山表示愿助中国革命，并派军官欧几罗赴内地考察。欧几罗曾于1906年5月到日知会发表演说，从法国革命讲到中国革命前途。因当时华兴会已败散，光复会重点在海外，故欧几罗说，日知会为中国大陆唯一之革命团体。
日知会会员人数，其说不一。曹亚伯(1878—1937)《武昌革命真史》说“数约万人”，欧阳瑞骅日知会纪念碑文载：“综计著籍近万人”，范腾霄云：“不两月，军学界之参加者以数千计”[ 范腾霄：《辛亥首义前后》，《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7页。]，为数皆称巨大。然而，范鸿勋回忆：“会员和会外约二百人。”张难先(1874—1968)《湖北革命知之录》和李廉方(1878—1959)《辛亥武昌首义记》所列会员姓名，不过一百二十人左右。同为与日知会有关的老人，而所说会员数，差异为何如此之大?简言之——因为统计标准不一。签一名，捐百文，入日知会阅览室的，谓之万人不为多；其真能奋力革命加入日知会的，谓之一、二百人不为少。
日知会的主要活动是开展革命宣传。其宣传方式有三种，即讲演报告、撰文办报、教授讲课。
日知会作为教会阅览室阶段，演讲会一月举行一次；日知会改造成革命团体后，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都举行演讲会。有时表面是报告读书心得，或作科学实验，实际却是阐扬革命思想。
周末演说，冯特民(1883—1913)主讲的次数较多，据听过他演说的人回忆，冯每讲到沉痛处，必声泪俱下，听讲的人大为感动。[ 1956年11月杜亚雄谈话记录。]1906年春，九江的胡厚斋牧师在武昌听了一次刘静庵的演讲，回浔即办一阅览室，并附设一平民学校，以开风气。南昌人黄大可把自己的住宅作为阅览室之用。黄大可的亲房弟兄反对，黄写一字条标于门首：“此屋已捐与开化书报社营业，如有阻挠之者，余当变厉鬼以击其脑。”宣传所收效果，此可见一斑。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中喟然叹曰：“安得刘静庵化身千百万，使腐旧之人物，一一觉悟哉!”留日时加入同盟会的文华书院教员、湖北汉阳人张纯一(1871—1955)富有革命思想，代日知会写过许多宣传品。余日章从美国回来任文华中学校长，带回外国歌曲多首，张纯一按谱填词，于光绪乙巳年(1905)成军歌三首。其词之一为：
愿同胞，团结个，英雄气，唱军歌，一腔热血儿，意绪多，怎能够坐视国步蹉跎?准备指日挥戈。好收拾，旧山河。从军乐，乐如何!……
对天演，烈风潮，与物竞，同探讨，擘破混元色，精神好。为国民从新铸个头脑。…… 其词之二为：
向前向前，奋勇争先！向前向前，伸我自主权！抖擞精神，唤起国魂。思独立，心如百炼金怪。把微躯为国捐，把微躯为国捐!……[ 张纯一：《军歌两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四辑，第218—2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