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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首义史》(连载24)(2)

辛亥革命网 2015-05-19 08:58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冯天瑜,张笃勤 查看:20734
1911年8月,四川保路风潮扩大,湖北新军一部即将调入四川。革命党人决定加紧起义准备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共进会与文学社的第三次协商会议于9月14日在武昌雄楚楼十号刘公住宅举行。

  会上由刘复基报告所拟“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因为事先有较充分的酝酿准备,所以经过一番讨论,即顺利获得通过。

  第一案 军政府组成人员

  总理刘公;军事总指挥蒋翊武;参谋长孙武。下设各部:军务部正长孙武,副长蒋翊武兼;参议部正长蔡济民,副长高尚志、徐达明;内务部正长杨时杰,副长杨玉如;外交部正长宋教仁,副长居正;理财部正长李作栋,副长张振武;调查部正长邓玉麟,副长彭楚藩、刘复基;交通部正长丁立中,副长王炳楚。参谋为张廷辅、徐万年、杜武库、王宪章、吴醒汉、唐牺支、李济臣、黄元吉、王文锦、杨载雄、张斗枢、宋镇华等;秘书为谢石钦、邢伯谦、苏成章、蔡大辅、费榘等;军械为熊秉坤;司刑为潘善伯;司勋为牟鸿勋;司书为黄元斌、袁汉南、罗秉襄等;会计为梅宝玑、赵学诗等;庶务为刘玉堂、钟雨亭、李白贞、刘燮卿等。政治筹备员:刘公、孙武、居正、李亚东、胡瑛、李长龄、詹大悲、刘复基、邢伯谦、牟鸿勋、查光佛、梅宝玑、何海鸣、杨时杰、杨玉如、李作栋、蔡大辅、龚霞初、陈宏诰。刘公、孙武、李作栋、潘善伯为常驻筹备员。军务筹备员:蒋翊武、刘复基、邓玉麟、蔡济民、彭楚藩、徐达明、杨洪胜、张廷辅、杜武库、黄驾白、蔡大辅、吴醒汉、王守愚、王宪章、李济臣、祝制六、张兢夫、黄元吉、胡祖舜、王文锦、罗良骏、陈磊、阎鸿飞、马骥云、陈孝芬、王华国、钱芸生、杨载雄、胡培才、萧国宝。邓玉麟、刘复基为常驻筹备员。起义时输送弹药等事,由邓玉麟、杨洪胜负责。

  第二案 起义计划

  起义计划由刘复基拟出,经大家讨论决定。计划略谓:八月十五日(10月6日)发动,由城外南湖炮八标发炮,城内外各标营响应,占领楚望台军械库,然后进攻督署。

  最后,“会议主席孙武作了结论,他说:‘我们大家所通过的军政府组成人员,是要在占领武昌、成立军政府后才就职的。军事筹备员和政治筹备员,目前就要积极展开工作。发动日期,大家希望在富有革命意义的八月十五日这一天,如决定可以动手,我们临时一定会有通知,请大家目前务必谨守秘密。’”[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1页。]

  会议还决定:在汉口成立政治筹备处,加紧制作起义时应需的旗帜、印玺、文告等;在武昌成立军事指挥部,加紧调制军事计划。

  这次会议以后,“八月十五日杀鞑子”、革命党“中秋起事”之说,传遍武汉三镇,甚至小报上还作为消息登载出来,引起清吏警惕。

  1911年9月24日武昌胭脂巷会议,具有重大意义,它确定了起义的大体日期及起义后的军政领导机构,更重要的是制订了起义计划。胡祖舜在《武昌开国实录》中载有“起义计划”的“文件”,以后杨玉如的《辛亥革命先著记》又照录此件。而据一些起义参加者后来回忆,当时并无那样完备的“起义计划”,更无书面文件下达,而只是以比较笼统的计划向与会者口头传达。以后,在9月底、10月初接连发生种种突然事变,起义仍能在10月10日举行,并取得成功,与这个计划的制订和下达是分不开的。

  五、 南湖炮队失事

  9月24日文学社、共进会联合会议,从上午十时开到下午一时。与会人员是先后到达的,宪兵彭楚藩担任警卫,瞭望哨放得很远,所以一直未发生什么问题。会议刚结束,孙武尚未离开胭脂巷,忽有人说炮队发生事变。孙武随即赶至三道街数学研究会,约李作栋同往巡道岭同兴学社探问详情,即与邓玉麟、李翊东、高尚志等见面。大家正在议论,有炮队同志孟发承前来报告情况。

  原来,炮八标第三营士兵梅青福、江锡玖退伍离营,同棚兄弟党人孟发承、赵楚屏等为他们治酒饯行,正当猜拳行令、兴高采烈之际,排长刘步云斥责他们不该酗酒,要加以惩处,引起士兵公愤,对排长进行反抗。霍殿臣、赵楚屏等一时兴起,竟拥入军火库内,拖出大炮,填入实弹,准备暴动。由于附和的人不多,霍殿臣、赵楚屏等数人见状逃走。第八镇统制张彪得报,令马标统带喻化龙派队弹压,并追捕逃走的发难士兵。

  孟发承向孙武、邓玉麟辱报告事情经过后,又说事态严重,只有立刻发难。当时与会者多散去,未走的不能决。恰逢足智多谋的刘复基去而复返,他了解情况后略一沉吟,主张“缓发”,他说:“时固易失,功亦难成,顾内部百无一备,岂能一蹴而就”,力劝大家“慎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 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辛亥首义回忆录》第四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25页。]经商议,决定缩小事态,让事件主要人出逃,其他人归营“听点”,以麻痹官方。[见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141~142页。]后来得报,张彪追捕未得,也未深究。(清官方担心激发变乱)党人遂仍按原定计划准备起义。

  南湖炮队事件发生后,湖北当局因担心公开的逮捕镇压会激起大变,故采取了外松内紧的对策。据当时的报纸透露,“炮营逃兵数人因恐追捕,于邮筒投书督提各辕。大致谓彼党团体甚固,如因此事而妄行杀戮,全镇必为激变,其中颇多恐吓之语。张提(指张彪,张时任第八镇统制兼鄂军提督,故称——引者)遂大震惊,请于鄂督,饬将各营所存枪炮机纽拆卸,连同各种弹子一并缴送军械总局敬慎库收藏。所有标统以下、排长以上各军官,每日一律驻营歇宿,不准擅离,由张提不时亲往巡查,吹奏紧急集合号令点名,官长有不在营者撤差,咨部及各省永停差委;目兵有不在营者,责革职严办,并罚其该管长官。一时军纪至为严肃,而谣言亦因之蜂起”[ 《时报》辛亥(1911)八月十六日、十二日。]。协统王德胜获南湖炮队士兵所藏照片,中一人酷似黄兴,王德胜密告瑞澂,清当局愈疑炮标谋反,遂派步兵两营,托演夜操防之。张彪则禁营兵私语,凡剪发者皆除籍,禁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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