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24）(5)
盖鄂省军界久受压制，以表面上观之，似无主动之资格，然其中实蓄有反抗之潜力；而各同志尤愤外界之讥评，必欲一申素志，以洗其久不名誉之耻。似此人心愤发，倚为主动，实确有把握，诚为不可得之机会。若强为遏抑，或听其内部自发，吾人不为之指挥，惑有鱼烂之势，事诚可惜。[ 《黄兴集》, 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6页。] 黄兴的结论是：
今既有如此之实力，则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前本有陕西人井勿幕君在此运动，今已得有多数，势亦足自动，熊克武君己驰赴该处为之协助)、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急宜趁此机会，猛勇精进，较之徒在粤谋发起者，事半功倍。[ 《黄兴集》, 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7页。]
信中所议虽有不够确切之处（如误以为湖北党人的领袖是居正、胡瑛），但对党人运动湖北新军的成绩给予积极估量，认为中部起事“较之徒在粤谋发起者，事半功倍”，其战略思路是清晰而富于胆识的。此间黄兴虽盘桓香港，尚未动身来汉，但已经开始为武汉起义做准备。可见，在以武昌为起义发难之区这一点上，黄兴的见解同湖北党人别无二致，其“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之论，被五天后爆发的武昌起义所印证。
1911年10月初，四川保路风潮达到高峰，盛传成都为革命党人所得的消息，黄兴十分振奋，写了一首唱和谭人凤的七律，诗称：
怀锥不遇粤运终，露布飞传蜀道通。
吴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
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
愧我年来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 《和谭人凤》，《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71—72页。1912年10月，黄兴又以此诗中“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之句题赠武昌首义参加者吴醒汉。]
刚从广州黄花岗起义败北的阴影走出的黄兴，以为四川革命成功（诗称“蜀道通”），遂将视线投向长江中游，对“吴楚英豪”深寄厚望，其“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之句，更一语成谶，几天后即为10月10日武昌首义所实现。
黄兴是较早认识到湖北（“汉上”）即将成为革命爆发点的同盟会领袖人物，然而，由于他对新军十分陌生，不愿承担起新军暴动的指挥；同时，黄兴又对湖北党人内部状况了解很不具体，误认为居正、胡瑛是湖北主要的革命领导人，故在武昌首义前后的信件中提及湖北革命力量时，常以“居部”、“胡部”相称。这一误解一直延续到阳夏战争期间，导致了湖北党人对黄兴的不满。
九、清湖北当局防范革命的措施
在革命党人积极准备起义的同时，湖北当局也召开了文官首县知县以上、武官队官以上的紧急会议。在军事参议官铁忠（1864—？）主持之下，会议决定：军队提前过中秋节，节日不放假，所有子弹一律收缴存库；楚望台军械库，加派官长监视。会上有人建议把防守军械库的第八镇工程营调开，但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认为，此举会更加引起士兵的反感，可能激起事变。这样，铁忠等未敢把工程营从楚望台军械库调开。
清方军政紧急会议后，省城武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士兵在城门盘查出入行人，街上加派双岗，晚上巡逻增多，警察到旅栈检查客人，机关职员非必要不准请假。
总之，1911年10月上旬，革命党人和清朝湖北军政当局都进入了“临战状态”，一场空前的大事变即将发生。恰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位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革命党政治筹备处发生突然事件。革命与反革命双方顿时急骤地加速了行动步伐。
